中青報:樹在歷史高處的豐碑

仲青平

2019年09月25日07:55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樹在歷史高處的豐碑

通常,人們把1949年當作是一條歷史分界線,已往是解放前,此后是解放后,以此劃分開了舊社會與新中國。從此,中國發展進入了新紀元。

新中國的成立,以及由此帶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推進,開啟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是什麼樣的劇變才當得起這“5000年歷史之最”?是什麼樣的基座才能承載起這70年巨龍的騰飛?

1947年7月,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向戰略反攻。毛澤東在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訓令中,響亮地喊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

當時,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還沒有進行,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暫時還大於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卻從全國人心向背、國民黨區域經濟崩潰狀況和軍事形勢變化的綜合分析中,敏銳地覺察出:國共雙方誰佔優勢的問題已經解決,下一步將要面對的就是建立一個新中國了。

其實,新中國之夢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那天起就已孕育。中共一大就提出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這一崇高綱領雖然因革命形勢變化而更換搭配了許多現實目標,但這一激動人心的夢想,始終縈繞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底。在短暫試錯后,中國共產黨很快開啟了武裝奪取政權的艱苦斗爭。

1940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撰寫了《新民主主義論》,明確宣示了這一奮斗的目標:“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進一步完善了新中國夢想的核心價值內涵,提出“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

1947年,隨著我軍轉入全面大反攻,“解放”這個字眼頻繁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告裡。3月24日,八路軍延安總部對外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4月9日,中央發出通知,對外正式使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名稱。10月10日,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布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幾項基本政策,正式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此時,新中國的胎動已清晰可聞。對未來新生的國家,人們充滿期待和憧憬。這就像艾青在《黎明的通知》中所抒發的那樣:

為了我的祈願

詩人啊,你起來吧

趁這夜已快完了,請告訴他們

說他們所等待的就要來了!

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會。在會上,毛澤東豪邁地說:“我們不僅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當年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闡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讓位於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資本主義共和國讓位於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必然性,並指出,這是自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人民100多年探索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

也是在這篇雄文裡,毛澤東充分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這一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新創造,“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言簡意賅地勾勒了未來新中國國體的基本內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九州方圓,華夏風雲,千載歲月,百年奮斗,歷史終於匯聚在此刻,匯聚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

當時擔任《大公報》記者的蕭乾事后回憶說:“如果重生是奇跡,今天我看見了5000年老中國的重生。老了時,我將拍著胸脯對我的兒孫們講,開天辟地的那一天,我在場!”

千萬人民興奮地感覺到新世界正在到來,社會精英們更聆聽到呼嘯而至的時代潮汛。解放前夕,蔣介石曾設宴招待新當選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邀請他們一起去台灣。結果,81名院士,隻有9人赴台,60人留在大陸。當中國共產黨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著名民主人士紛紛響應,“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在他們看來,為之畢生奮斗的目標,馬上就要實現。

70年過去,人們漸成共識:新中國的成立不同於此前任何一次改朝換代。一般的政權更迭,已無法概括這次巨大的社會變革。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解放”,是徹底的“民族解放”,是根本的“人民解放”,更是生產關系革命性調整后,社會生產力的空前大解放。這是歷史群山中的喜馬拉雅,雄視過往,並深刻影響了未來。

1949年“解放”,其第一層的意義是民族解放。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浴血奮斗,孜孜以求的目標。

1840年,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有學者統計,由此至1949年的108年中,中國同21個國家簽訂了745個不平等條約,這在世界殖民主義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借由不平等條約,世界列強在中國獲取了很多特權和利益,而中國則從古典的朝貢體系的“天朝上國”被納入到近代世界的國際秩序裡,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國家。

盡管中國人民從未放棄過抗爭,但帝國主義始終像一座大山,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的身上。因此,新中國甫一成立,採取了與以往政府迥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對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斷然否認,並且不承認舊的外交關系的繼續存在,從而在很短的時期內便取消了西方列強殘留的在華特權。毛澤東曾形象地說,這就像是“另起爐灶”和“打掃屋子”,舊中國的屋子太臟了,等我們打掃干淨,再重新開門迎客。

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包括把海關和關稅收支掌握到自己手中,全部取消外國在華軍事特權,全面恢復中國領水主權。

據此,外國在中國大陸的所有軍事特權和經濟特權均將取消,這徹底結束了鴉片戰爭以來國家主權被肆意踐踏,外國人在中華大地耀武揚威的百年屈辱史。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喊出了那段震驚世界的話:“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站起來”的感覺,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更為直觀。北平東交民巷,是舊中國西方國家使館集中之地,根據1901年《辛丑條約》,列強將此地改為“使館街”,行政管理權完全歸使館,中國政府無權過問。這裡被稱為“長在中國人臉上的一個瘡”。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命令入城式必須經過東交民巷,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副武裝昂首通過東交民巷,洗刷了近50年來中國武裝人員不得進入東交民巷的恥辱。此情此景,讓許多歡迎群眾感慨萬分,熱淚盈眶。

“人民解放”是1949年解放更深一層的意義。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政治革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誅滅六國,開啟了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史。其間,中國經歷了反反復復的起落興衰,但作為中國社會最高秩序的封建帝制卻罕有動搖,無論是李唐王朝、趙宋江山、朱明社稷,還是大清天下,無一不是君主統治。黑格爾曾經不無激烈地指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但最終仍然墮落為官僚資本把持的少數人統治。正如曾參加辛亥革命的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所說,雖名為中華民國,其實與人民無涉。

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洞悉,一直處在社會底層的工農群眾,要想從既往的階級壓迫中解放出來,翻身做主人,惟有讓自己成為統治階級才能實現。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共產黨人不屑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因此,中國共產黨一旦成為執政黨,就必然堅定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志,旗幟鮮明地與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

國體是國家的基本性質,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性。新中國成立前夕,確定什麼樣的國體,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對此,中國共產黨早已成竹在胸,在194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進一步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隻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而且,“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最終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最能反映絕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政權。

宋慶齡曾感慨道:“自從1949年10月1日——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轉變就是我們的國號中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人民’這兩個字。這兩個字不是為了裝飾點綴,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同樣有史以來第一次表明我們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人民一旦獲得解放,就必將爆發出推動歷史前進的磅礡偉力。在新政協籌備會的第一次會議講話中,毛澤東就對此充滿自信:“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滌蕩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致力於民族復興的中國知識分子,就披沙揀金,經過辨析思考,在歷史前進的十字路口,選擇了將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

這是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已經顯現出全球性的困境,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資本私人佔有之間的沖突已經十分尖銳。人們普遍認為,以公有制和計劃生產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解放生產力,實現民族富強和振興。

然而,不能指望資產階級政權來革自己的命,在無數次的試錯摸索后,中國人民選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奪取全國政權,用一個集中了全體人民意志的新中國,來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根本政治前提,為民族復興掃清根本障礙。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正是由於這一基本矛盾的運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形態發展到高級形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前,所有的經濟制度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因此,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共同綱領》標定了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這意味著在中國將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意味著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將進行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講,1949年“解放”,更是有史以來最深刻的制度革命,是生產力一次空前的大解放。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解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死結,以全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解放生產力,創造更為美好的人類生活。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有感悟地說:“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探索、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要勇於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

然而,並不是所有時候,我們都葆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如果說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在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已一舉實現,完畢其功,那麼生產力解放的歷程則曲折坎坷,充滿艱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反復校正伴隨著共和國發展的整個70年。

新中國成立后三年,原先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舊山河,就基本收拾完畢。到1952年,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超過解放前的最好年份。

奇跡般的恢復,讓人相信新的奇跡。1953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寫道:“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

個體農業的改造路徑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土地入股的初級農業合作社,逐步過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集體化。土地公有化的深刻變革,帶動了農業的增產增收,受到了農民自發的歡迎。

1952年,河北農民王國藩把村裡最窮的23戶農民聯合起來,辦起了一個初級社。辦社之初,社裡唯一的一頭驢,還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權屬於沒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們把他們叫做三條驢腿的窮棒子社。但是,正是靠著這三條驢腿,這個窮棒子社在第二年就發展到了83戶,糧食畝產從120多斤增長到了300多斤。

毛澤東在其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提到了王國藩:“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如火如茶的時候,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同時推進。通過實行從低到高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最后採取公私合營,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1月,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宣布全市10萬多戶私營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在慶祝游行時說,“社會主義改造對於我失去的是屬於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1956年秋天,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收獲季節。這年9月,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第一次黨代會八大召開,正式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這時,離上一次黨代會召開已經有11年。在這11年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兩次偉大的歷史轉折。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指出:我國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

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然而,生產關系如此深刻而劇烈的革命性調整,最終隻用了不到4年的時間。

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跟“三大改造”幾乎同步實施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一開始就顯示了對生產力的巨大解放,並深刻影響了此后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

這5年是新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之一,尤其工業化突飛猛進,其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100年,年平均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達到了驚人的18%,而同時美國的增長速度為3.6%,英國為3.8%,資本主義國家速度最快的日本,也隻有15%。世界震驚於這樣的經濟奇跡,嘆服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和活力。

作為我國第一個編制的五年計劃,“一五計劃”的制定是真正的“摸著石頭過河”。負責具體編制任務的陳雲在一份報告中這麼說:“我們編制計劃的經驗很少,資料也不足,所以計劃帶有控制數字的性質,需要邊做邊改。”“一五計劃”先后五易其稿,其過程歷經曲折與艱辛。等到1955年7月全國人大通過這份計劃時,它已經執行兩年半了。

這個時期的一大成就是誕生了一批“共和國的長子”:鞍鋼、沈飛、武鋼……1956年7月14日,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工人們迎來了一個不平凡的日子。新中國第一批國產汽車在這裡出產,汽車的品牌就叫“解放”。

這是一個凱歌行進的年代,也是青春勃發的年代。中國青年站在時代潮頭,創造了一個青春的新中國。

鞍鋼軋輥廠高級技工王崇倫不到30歲,就發明了“萬能工具胎”,被譽為“走在時間前面的人”。

不到16歲摸索出“細紗工作法”的郝建秀,“一個人改變了整個紡織業”。

27歲的王進喜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鑽井工人,他試驗鑽機“整拖搬家”成功,后來成為大慶油田“鐵人”……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歷史際遇。作為新生產力的代表,新中國第一代建設者,“把青春獻給祖國”“向困難進軍”“向荒原進軍”“爭做青年突擊隊”“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為改變“一窮二白”的中國,開路架橋,沖鋒在前,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國的每個角落。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上層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設施和社會意識形態這兩個部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的變化,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上層建筑或慢或快也要發生變革。政治制度及其組織設施的變革一般較快,但政治思想和道德、藝術、哲學等意識形態變革則往往來得較慢。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新的生產關系基本調整到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隨之逐漸演變成型。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念開始蔚然成風。

雷鋒,這個普通的戰士,應該是新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道德楷模和平民英雄。1963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紛紛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當年5月4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近兩萬字社論《論雷峰》,引起社會廣泛共鳴,讀者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要求在全社會建立一種新型的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勞動人民當家做主,要求人們以新的態度對待社會和國家﹔生產資料公有制要求人們用集體主義原則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全社會開始形成助人為樂的良好風尚﹔在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社會先進分子進一步倡導艱苦奮斗、無私奉獻。

雷鋒的典型意義,在於他集中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是新興的社會主義道德的一個全面的實踐者,是具備新型社會主義道德的理想人格。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所要求的一切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他都默默地、一絲不苟地、全心全意地實踐著。“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人活著就是為了讓別人生活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總結了社會理論工作者需要用文字去概括和總結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

與以往社會不同,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對自己的經濟基礎具有更大反作用力,它能夠促進經濟基礎迅速發展,推動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從而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世紀60年代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成型,不僅造就了當時社會道德風尚的黃金時代,而且基本奠定了新中國社會思想體系的基礎。“雷鋒叔叔”成為跨越時代的精神標杆,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人格化象征。

“一五計劃”的巨大成功,讓全國上下信心倍增,對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的心情更為迫切。1958年5月,中共召開八屆二中會會,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正式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

總路線的核心是“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決定當年要煉鋼1070萬噸,而已過去的8個月鋼產量隻有400萬噸,這意味著剩下的4個月要生產600多萬噸。於是“全民大辦,全面躍進”,年底鋼產量竟達1108萬噸,但其中有300多萬噸是廢鋼。

“速度焦慮”逐漸讓全民陷入顛狂。農業“產量”一路攀升,小麥、玉米、棉花的“衛星”接連上天。全國最大的一顆水稻高產“衛星”,畝產竟報13萬斤。虛假浮夸的數字,使人們誤以為生產力水平實現了突飛猛進,以至於大家又急著想去改變生產關系。

中央北戴河會議提出,“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決定在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

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一般是一鄉一社,2000戶左右,全社實行統一核算和分配,並鼓勵實行部分供給制,例如公共食堂。這種體制的特征后來被概括為“一大二公”。

北戴河會議認為,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要摸索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而在一些地方,更是急忙提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時間表。在河北省徐水縣規劃的方案中,按勞分配的原則被取消,工資制也不再實行,所有的人都有一份津貼,而日常的生活,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甚至理發、洗澡、看電影,一切都由公社包起來,叫做“十六包”。他們准備在5年后,即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試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超越了歷史發展階段,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發展。受害最烈的是農民。1959年的糧食產量為14385.7萬噸,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產量甚至低過1949年。

歷史在1957年拐了一個180度的急彎。當年2月,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指出,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但到了9月底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卻又講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對社會主要矛盾的這一修改,導致我們黨在階級斗爭擴大化問題上一再犯錯,直至導致爆發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遵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它錯誤地認定,階級斗爭是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心,黨內外都始終存在階級敵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仍然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其結果釀成了一場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浩劫。

馬克思曾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產力。早在幾十年前,毛澤東在窯洞裡構想新中國的時候,就把富強、民主、文明當成了新國家的核心價值。但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迷失了這個方向、這顆初心。所以,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三個轉變”,首先要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會場裡的掌聲,像一聲驚雷,標志著我們黨的覺醒,宣示著全國人民撥亂反正的決心!

鄧小平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提出:“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這次“革命”並不是要顛覆基本社會制度,而是我們黨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局部的生產關系,尤其是超越歷史階段的部分,進行主動調整和自我改革。當然,這個調整也必須沖破思想的禁錮和利益的藩籬,也需要巨大勇氣和頑強的斗爭。

改革率先在農村拉開大幕,焦點就是把人民公社運動過度追求公有化程度的“一大二公”體制,回調到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承包以后,農民與集體的關系,由過去行政指揮關系變成了以承包合同為內容的經濟關系﹔農戶實際成為一個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農村發展商品經濟的微觀主體。這種大膽而深刻的變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到1987年,98%的農戶選擇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一基本思想方法,體現在40年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梳理中國共產黨召開的歷次代表大會,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的軌跡,清晰地看到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改革的歷程。

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之后,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重要命題,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大會提出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

十三大系統性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

黨的十四大全面闡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黨的十五大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大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黨的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作出了新世紀頭20年是我國一個必須抓住並且可以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具體目標。

黨的十七大創造性提出並深刻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大會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全面部署。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十八大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深入闡述,確立科學發展觀為黨的指導思想,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黨的十九大全面概括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吹響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沖鋒號。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報告中,開宗明義地表明了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這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奮斗目標。

十一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當“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狂熱退去,超越歷史階段的那部分生產關系崩塌,受錯誤政治綁架、個人價值被極度壓抑的思想體系也隨之崩塌,青年開始尋找新的精神坐標。

“文革”剛結束時,一代中國青年從狂熱盲目轉向苦悶迷茫, 他們為逝去的青春年華感到惋惜,產生了對社會、對人生的懷疑。但這一迷茫期是短暫的, 高考制度的恢復,給有志青年打開上升通道,張華、張海迪以及中國女排等先進典型為社會及時提供了正面激勵。

1981年、1983年和1990年,《中國青年報》連續發表長篇社論再論雷峰,又一次在青年中引起強烈震動。

針對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上對雷鋒精神的質疑,社論進行了辯護: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要發展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提倡和發揚雷鋒精神,是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需要。我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仍然是公有制,我們的道德原則仍然是集體主義,並且由於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更需要堅持集體主義原則,以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我們社會的人與人關系,仍然是以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為基礎,在共同理想引導下的同志式關系,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人們之間更需要團結合作、互助友愛。

社論回應了“雷鋒精神”抹殺個人價值的指責,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自覺地把個人融入偉大的集體事業中,在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使個性得到完美的發展。私有制使人失去了本性,社會主義就是要使人從幾千年的私有觀念中、傳統的個人主義中解放出來,使每個人得到自由發展。就像詩人賀敬之在《雷鋒之歌》裡歌頌的:雷鋒,這是真正的人,是我們整個新一代的姓名。正是雷鋒——

把這大寫的

“人”字——

寫向那

萬裡長空!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青年思潮曾有過紛涌爭流,不斷變遷,但是改革開放40年,青年的主流價值觀是基本穩定的:沒有個體的創造,群體不能進步﹔脫離了群體,個體也難有作為。當代青年要有所成就,就必須投身於人民的偉大奮斗,讓個人規劃與國家戰略同頻,自我實現與民族復興共振。

70年來,中國青年躬逢一個改天換地的偉大時代,他們積極投身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事業,與人民共同奮斗,與時代相互成就,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青春之歌。

十二

我們共同擁有的今天,開始於1949年那個金秋。中國共產黨人,經過浴血奮斗,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都已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事業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讓我們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們致敬!向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的革命先輩們致敬!向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繼奉獻犧牲的千萬無名英雄們致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就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也是新中國創立者們的崇高願景。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在政協一屆全體會議上就深情地說道:“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100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斗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

70年過去,我們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在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並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仍需要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深化改革,不斷艱苦奮斗,籍此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無論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都召喚我們不斷創造更豐富更高質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創造更為美好的人類社會和個人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放沒有窮期,改革永在路上。

2019年是一個重要歷史節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28年奮斗,中國人民站起來,經過70年奮斗,中國人民富起來,今后再奮斗30年,中華民族將強起來。在這場偉大復興的接力跑中,前輩已經跑出了出色的好成績。接棒在手,責任在肩,我們唯有系帶整裝,奮起追夢,全力奔跑。當代青年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是對先輩的最好告慰,也是對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最好的紀念。

仲青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編:董曉偉、仝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