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世界，村庄一直是具有寓言傾向和隱喻意義的原型意象。對寓言性和隱喻性的長期追逐，使得一些鄉土文學反而呈現不出真實的農村和農民生活，成了沒有鄉村主體的鄉土寫作。近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鄉土題材的非虛構作品，即是對這種寓言性、隱喻性傾向的不滿和反撥。在虛構領域，面對今日中國鄉村社會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改變，鄉土寫作也出現了新的書寫潛流，謂之以“新”雖是權宜之舉，但它提示我們去關注鄉土文學的新變。

　　新的鄉土寫作者們大多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暫的鄉村生活經驗，在改革開放后以城市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中成長，經歷了初期“進城”的困難，已經在精神上或者物質上嵌入城市，他們的城市生活時間甚至已經開始超過鄉村生活的時間。作為一代脫離直接鄉村勞作經驗的寫作者，鄉村對於他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是鄉愁還是文學理想的召喚，是自覺還是被迫，需要時間給出答案。他們的鄉土寫作已經開始呈現出朴實化的傾向，陸續卸載上幾代鄉土寫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飛廉、沈書枝、鄧安慶等作家的散文寫作，回到鄉村風俗禮儀、人倫風尚的呈現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風》中所推崇的，記住那些鮮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遠離直接教益和宏大題旨的外形下，蘊藏著來自鄉村內部的精神力量。

　　民國以及之前的傳統中國士紳社會、1949年以后的社會主義集體村社、70年代末期開始的農戶承包經營、90年代初期迄今的城市化進程……今天再來書寫鄉村，需要充分考慮到中國鄉村的漫長歷史、不同類型鄉村的嬗變，以及不同的思想資源。比如格非的《望春風》以一個孤兒與村庄的關系為主線，完成了對鄉村幾次轉變中人情風尚的記憶留存﹔劉繼明的《人境》重點處理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的重大變革和社會主義經驗﹔李鳳群的《大風》則把百年歷史的延伸當作一個農村家庭四代人舒展心事的平台，充分展開每個人的心靈軌跡﹔付秀瑩的《陌上》直接切入今天芳村那些站在命運風口處，隨時勢俯仰，進退失據的人們。在拉伸了的歷史視野和清晰化的差異中，不同時段關於鄉村的建構和想象，都是今天我們重新講述鄉土故事的思想資源，鄉土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克服過程也是想象新的城鄉關系的線索。

　　一個更復雜的鄉村社會，目前還在經歷分化，期待著轉型和變革。鄉村作為一種人情社會依然存在，並且延伸到城市，鄉土中國的地域文化、傳統文化依然有它的力量。在生態環境危機嚴重、城市問題日益嚴峻的情勢下，如何想象和重建一種新的健康合理的城鄉關系，並由此建構一種具有主體性的鄉村生活，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新鄉土文學的契機和方向。鄉土寫作的寫作對象、寫作者和表達方式都在發生改變，暫時的陌生、模糊、距離可能不易克服，但也可能恰恰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然主義的視野，讓正處於轉型期的鄉土獲得盡可能多的自我呈現，避免簡單書寫和廉價的情感，在沉默中找到書寫的語言。

　　（作者為青年評論家）

　　《 人民日報 》（ 2016年12月23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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