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0年北京、上海等8個城市被確定為全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以來，經過10多年努力，我國垃圾分類回收處理取得很大進步，但垃圾分類“分什麼”“怎麼分”“分類之后怎麼處理”的路徑和技術還沒有達成共識，甚至還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垃圾分類標准。

　　在垃圾產生、收集、分類、運輸、處理過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群體和利益，任何一個環節出梗阻，垃圾回收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比如，假如回收利用與政府設置的分類收集之間未能有效對接，垃圾分類就會形同虛設。再比如，垃圾運輸環節如果僅靠環衛部門，變相的壟斷也會給運輸造成困難。從這個角度說，廣州“西村模式”，政府主導、全民參與、企業運作、社會組織推動，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我國垃圾分類工作之所以進展不大，除了底數不清、目標不明、缺乏責任主體等原因外，還有個重要因素是缺乏經濟調節手段。在發達國家，塑料瓶子、廢紙可以賣錢，人們就會主動將其挑出來回收﹔在巴西，一家高科技企業發現香蕉皮可以提取高效去污劑，香蕉皮就被挑出回收……如果在垃圾分類回收上形成一個良性的經濟循環體，讓生產廠商、消費者、環衛部門、運輸物流及處理利用的市場主體都能獲得充分利益，垃圾分類現狀就可以得到改變。

　　《 人民日報 》（ 2016年12月09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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