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下降，對其他國家的操縱能力大不如前。面對諸多國際問題，美國拿不出有效解決方案。比較而言，新興經濟體國家整體實力有所上升，許多人開始懷疑美國貢獻世界的能力。產生這一現狀，有美國自身和世界發展的多種原因。本期觀察版約請有關專家對此進行分析。

——編  者  

《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16日 05 版）

山巔之城今安在（人民觀察）

張睿壯

1630年，新教牧師溫思羅普在開往北美的“阿貝拉”號輪船上向英國移民布道時，引用了聖經中的一個典故，要求那些新移民們把自己即將定居的新社區建成“山巔之城”，用光芒四射的“基督教美德”去照亮世界，成為世界的典范。從此，“山巔之城”成為后來美國的政治信條，表達了美國人自認為是佔有道義高地的“上帝的選民”，負有引領世界的宏大使命。

不過，美國真正能稱得上山巔之城而令相當一部分世人仰望、追隨，還是晚近的歷史。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抗擊並戰勝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領袖和中堅力量之一，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自由世界”當之無愧的領袖，憑借其強大無比的經濟、軍事實力稱霸世界，並高舉所謂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旗幟佔領了國際政治的道義高地。到了上世紀70年代，由於深陷越南戰爭等緣故，美國經歷了經濟嚴重衰退和國內社會分裂，其國際政治威望急劇下降。直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才又爬上它的第二次高峰。由於冷戰也是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美國便儼然以勝利者的姿態大肆宣揚美國價值的優越性。特別是1991年海灣戰爭中，美國統帥聯軍擊潰伊拉克、解放科威特，號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集體安全”的理想。一時間，美國的國際威望如日中天，重新佔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

然而，好景不長。僅僅1/4世紀過后，美國便大量消耗了長期積累的國際政治資本，導致其國際威望大幅下降。這一困境加上國內政治、經濟的種種弊端，在美國引發了不少有關“美國世紀是否終結”的質疑。那麼，美國的國際政治資本是如何被耗費的呢？

對美國國際地位最具破壞力的當屬冷戰后美國在海外用兵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尤以伊拉克戰爭為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國際體系中對美國強權的有力制衡不復存在，美國單極獨大，為所欲為。從巴拿馬到索馬裡，從海地到科索沃，美國以捍衛民主、人權和世界秩序為由進行了一系列征伐，把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准則踐踏無遺。進入21世紀，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義幕僚踐行單邊主義的強權政治，以“9·11”遭受恐怖襲擊為契機，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如果說清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對伊拉克動武則完全是一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鬧劇。美國佔領伊拉克后，在其全境掘地三尺也沒能找出一件作為其入侵借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全世界面前出了大丑。美國一意孤行發動戰爭的結果是上百萬伊拉克平民的死傷，是日復一日的恐怖襲擊和無休止的內亂。美國花費數萬億美元的代價，贏得的卻是一個滋生恐怖組織的溫床，這些恐怖組織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國家安全的心頭大患。這場既瓦解美國外交的道義基礎、又有損美國戰略利益的愚蠢戰爭，令小布什執政后期美國在世界多國民調中的威望降至戰后最低。

奧巴馬上台后，吸取小布什的教訓，採取了相對低調、收斂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國在戰略慣性的支配下，仍然不放過策動“顏色革命”的機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利比亞和敘利亞，美國已經不滿足於組織、訓練、裝備那些國家的國內反對勢力，而不惜動用美國及其盟國的軍力對政府軍發動直接打擊。其結果是，卡扎菲政權垮台了，利比亞陷於混亂和內戰之中﹔阿薩德政府在俄國、伊朗幫助下還在苦苦支撐，但人民生靈涂炭，國家已成一片廢墟。更嚴重的是，在這些內戰肆虐的國家出現了大量管制真空地帶，成為宗教極端組織如“伊斯蘭國”得以發展壯大的根據地，給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乃至世界帶來無窮后患。

除了在外交戰略方面連連失誤，美國人本來引以為傲的國內經濟、政治、社會安排也不斷出現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對美國制度的優越性產生懷疑。最初的沉重一擊來自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次危機與美國經濟周期性出現的調整性衰退不同，再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美國人原以為他們自羅斯福新政以降的種種凱恩斯主義政策已經基本解決了貧富差距懸殊、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根本矛盾，但作為金融危機觸媒的次級房貸危機卻雄辯地証明這一矛盾並未得到有效化解，最多只是得到拖延而已，而欠債總有要還的一天。一向對美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深信不疑的美國公眾以及把美國經濟作為成功典范的世界陷入了迷惘。同時，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金融高管的貪婪與腐敗、金融監管的失效以及美國政府對金融巨頭的偏袒庇護，都令普通美國人感到震驚、絕望和憤怒。隨之而來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這種情緒的激烈表達，它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國家，引起全球范圍對美國經濟體制及其價值的質疑。

在國內政治方面，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早就遭人詬病。這不僅因其為金錢政治所左右，而且由於多數州“勝者全得”的選舉人制度，使得兩黨之外的新生力量已經無法勝出。而最近二三十年來，更多的問題相繼出現，令美國乃至世界公眾開始懷疑美國式民主的效能，也就是通過它選出最佳領導人的有效性。問題的症結在於，選舉過程越來越趨向單純技術性博弈。候選人一般都有一支由民調專家和戰略顧問組成的競選智囊團隊，密切關注有關民調並根據專業分析結果制定競選策略，精細到競選演說應該在什麼場合、對什麼聽眾、強調什麼主題，甚至連某個關鍵詞或詞組必須在演說中重復多少次才能提高支持率幾個百分點，都可以根據統計原理推算出來。候選人關心的重點不再是政治理念、治國方略，而是贏得選票的技術細節。這樣一來，兩黨的競選綱領就漸漸趨同化，而競選也在很大程度上淪為候選人之間的個人攻擊，降低了競選的意義和層次。

美國總統選舉之路越走越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缺乏領異標新、獨樹一幟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二是缺少真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出來參選。前者是因為在缺乏重大危機刺激的條件下，社會思潮往往流於平庸守舊，再加上美國所謂“政治正確”的主流思潮相當強勢，很難產生易於讓公眾接受的新思想。這體現了一個成熟社會的惰性。后者則是因為一些有思想有抱負的政治家不願把自己降低到人氣大賽的水准去參政，也不願把自己和家人的隱私奉獻給媒體和網民去炒作與嘲笑。於是，全世界就見識了當下美國兩大政黨拿不出像樣候選人、口無遮攔互相攻擊的競選鬧劇。不客氣地說，這出鬧劇已經成為美國的尷尬和世界的笑料。

衡量美國在全世界的政治威望，可以有兩個維度。一個是縱向比較，我們已經看到了明顯的今不如昔，昔日的山巔之城如今已經光芒不再。另一個是橫向比較，那就是與世界上其他大國相比，比的是相對實力。目前的情況是，盡管美國的威望與自身歷史相比有明顯下降，但因為在橫向維度上仍缺乏強有力的競爭者，美國衰落還不那麼明顯。這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進程，其對世界格局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

（作者為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改革能力影響國家實力（大家手筆）

閻學通

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國際政治秩序的主導能力相對下降，而中國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綜合實力快速提升，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大大增強。怎樣看待這一現象？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分析了世界帝國走向衰敗的原因，就是帝國的過度擴張。這一理論可以解釋歷史上眾多帝國衰敗的過程，但解釋不了一個國家如何才能變得強盛。

中國學者比較早地開始研究“崛起的困境”，即崛起國從原來不是主導國變成主導國的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以及怎樣去克服。從美國來講，不管是在軍事上、經濟上還是科技發展上，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按照原來一些西方學者的預期，美國的軟硬實力都比中國強，兩國綜合實力差距會不斷拉大。然而，現實是兩國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原因在哪裡？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中國古代思想家管子有一句話：“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意思是說國家實力很強大，但如果政治領導是弱的，就會把這個國家引向衰敗﹔國家雖不強大，如果有了強大領導，弱國就會變成強國。

國際格局的變化實際上是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也就是國家強弱發生了變化。有的國家發展快，有的國家發展慢，這是由不均衡發展規律決定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出現相對衰落，中國發展速度加快。這裡面有很多深層次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兩個國家的領導力不一樣，領導國家進行改革的能力不一樣。應該說，奧巴馬改革意願強烈，但其推動改革的能力不足，改革政策能夠真正落實下來的部分並不多。

國家實力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個國家的改革能力。以前的弱國能夠發展起來，進而成為強國，靠的主要是該國領導能力強，也就是不斷進行改革的能力強。改革就是及時發現政策中的錯誤並及時糾正。如果改革多、落實好，那麼，這個國家的實力增長就會很快。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不改革，實力增長就會停滯。而若一國採取倒退的政策，其實力將加快衰敗。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崛起，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並不斷地進行改革。美國要維持其霸權，也要不斷進行改革。但現實情況是，美國的政治運行慢慢固化，糾錯能力不斷弱化，從而在國內難以改變許多弊端，在外交上屢屢發生戰略失誤。特朗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美國民眾對政府無力推動改革的不滿。

今天中國的發展帶來國際格局的變化，即冷戰后美國一超獨大的局面有所改變。冷戰之后，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出現了“綜合國力”概念。一些學者認為國家的強弱應當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綜合衡量，而這些實力都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直到今天，這個觀點仍有市場，許多人評判國家地位和國際事件仍然從經濟力量和經濟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然而，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樣的觀點不能完全解釋今天國際社會的許多現象，需要從新的角度去觀察。比如，在反恐戰爭中，美國以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都無法全面贏得戰爭，經濟力量並沒有起到決定作用。

在國際上，人們不僅注意到中美經濟力量差距在縮小，而且對兩種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有西方學者反思，西方民主制度這麼好，怎麼就不能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擺脫出來？中國被認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卻是擺脫國際金融危機最快的，這是為什麼？實際上，美國的制度對美國發展成世界超級強國起了很大作用，但並不能保障美國的霸主地位永遠維持下去。美國制度對美國崛起有積極作用，但這種成功也成為其不願改革的主要原因。由於制度模式化了，改革難度加大，現行制度逐漸不適應時代變化。時代、技術、人的觀念、社會環境、生活水平等都在變，如果制度不變，不落后是不可能的，不阻礙國家實力增長是不可能的。

實踐証明，中國的發展強大得益於中國比較強的改革能力。與時俱進是中國人深信的道理，從戰略角度講，高明的戰略是與時俱進的戰略。採取改革與開放兩個並行的政策，一個國家就具備了崛起的強大動力。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四處插手反而留下爛攤子——目標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前沿觀察）

劉建飛

美國的國際控制力是否有所下降？對這一問題有各種不同觀點。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美國國際地位的狀況已經成為美國智庫高度重視的問題，而以前如果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肯定會被不屑。

一個國家的地位是以其實力為基礎的。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打擊了美國的經濟實力，受此影響，美國軍費多年零增長，其軍事實力大打折扣。此外，在伊拉克戰爭等事件中的諸多不良表現，也讓美國的國際形象受損。特別是面對越來越多的全球治理難題，美國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領導力不張。這些都使得美國的國際地位呈現下降狀態。導致這種下降的原因很多，可以從其自身體制和世界發展規律多個方面觀察。

可以看到，美國全球戰略目標與實力之間存在差距。美國要當世界的領導，就不得不關注、插手世界各地的事務。而美國的現狀又使得它力不從心，許多美國插手的地方非但未能很好解決原有問題，反而丟下一個爛攤子。當今時代，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不是靠武力就能夠解決的。但是，美國由於擁有超強的軍事實力，喜歡動輒展示肌肉、炫耀武力。同時，受軍工利益集團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總傾向於尋找打擊對象。這使得美國經常陷入尷尬境地，那麼強大的美軍卻擺不平阿富汗、伊拉克。這種尷尬折射出美國的實力與其控制世界的欲望之間的矛盾。

來自同盟體系整體的支持力量也正在減弱。美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一個重要支柱是同盟體系。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盟友們普遍表現不佳，使得他們在國際事務中能給美國提供的助力大為減弱，甚至還拖累盟主。難怪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聲稱要解除來自盟友的負擔。所以，美國國際地位下降背后是西方整體實力減弱和地位下降。

美國的領導方式已不適應時代變化。美國國內政治問題掣肘其國際行為能力。近年來，美國經常出現府院惡斗、兩黨死掐的亂象，導致國內難有重大改革，一些社會矛盾積重難返，甚至有激化趨向。槍擊案頻發、種族沖突已成國際社會詬病美國人權狀況和社會治理水平的有力証據。奧巴馬以“改變”為旗幟贏得總統大選，但7年多來給美國帶來的改變微不足道。美國人民對現實不滿、希求變革。今年大選臨近，而兩黨推出的候選人都難孚眾望，而且雙方競爭直到目前，不是比誰能拿出更好的治國綱領，而是互相抹黑、比誰更差。國內治理不善加深了世界各國對美國衰落的認知，人們會想，這樣的美國還能領導世界嗎？

各國主權意識日益覺醒。世界政治演進的一大趨勢是主權國家趨於覺醒，那些小國、弱國越來珍視自己的權利，不願聽命於大國、作大國政治的棋子。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行動能力。就拿奧巴馬政府來說，它推行“巧實力外交”的要義之一就是調動中小國家來牽制其戰略競爭對手。然而，這些國家並不會心甘情願地充當美國的戰略工具，反倒想搞“大國平衡戰略”，利用大國之間的競爭來為本國爭取更大利益。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控制能力越來越有限。

當然，美國國際地位下降不會是直線式的。在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下，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總體實力明顯提升，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相對下降。從美國歷史來看，美國有從困境中突圍、復興的經歷和經驗。導致美國國際地位下降的那些主觀因素，或許通過主觀努力可以糾正。至於美國國內政治要想解決“失態問題”，確實需要做大手術。目前來看，美國的許多制度還能有效運作，為美國保持實力提供了一定支撐。如果美國能夠通過自我革新解決這些問題，那麼，美國國際地位下降的進程會減緩，從而使這個進程呈現出復雜性。不過，無論怎樣都不會改變其無法為所欲為操縱世界的大趨勢。美國政治學者沃勒斯坦在“9·11”后講過一句值得深思的話：“問題不是美國是否衰落，而是如何衰落得更體面一點，不至於因為自己的衰落而給世界帶來災難。”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金錢開路、武力后盾的霸權主義屢屢失敗——美元買不來忠誠（適勢求是）

賀 喜

一直以來，拉丁美洲對美國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門羅宣言出台后，美國就視拉丁美洲為自己的后院。為了牢牢控制拉丁美洲這個鄰居，美國窮盡各種手段。通過經濟援助扶持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代理人，是白宮重要的政策選擇。但回望歷史，這一做法效果欠佳，美元並沒有買來鄰居的忠誠。時至今日，隨著其經濟實力下滑，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控制力不斷下降。

古巴在革命勝利后，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美國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遭到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挑戰。冷戰時期，美國在拉美的核心目標是防止西半球出現第二個社會主義政權，鞏固因古巴革命而受到沖擊的霸主地位。為此，美國於20世紀60年代實施了“爭取進步聯盟”計劃，選擇智利作為樣板國家。

當時，左翼政治勢力成為智利政壇的重要力量。智利有著百余年的憲政主義傳統，一旦該國出現社會主義政權，美國的霸主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964年智利總統大選來臨時，美國決定用美元贊助一個最符合自己胃口的智利總統。經過比較，美國選中愛德華多·弗雷。他主張走改良道路，對美國資本持溫和態度。美國贊助了弗雷300萬美元，弗雷一大半競選經費都來自白宮。巨額的援助讓弗雷高票當選。弗雷也投桃送李，說自己是“肯尼迪思想在拉美的繼承人”。兩國關系迅速升溫，美國希望借此把智利打造成拉美的“民主櫥窗”。

從1962到1969年，美國援助智利10億美元，智利成為人均接受美援最多的拉美國家。美國幫智利解決5億美元外債，積極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給智利1.5億美元。美國支持弗雷可謂是全力以赴，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這之后，弗雷卻不再聽命於美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親自撰文，尖銳批評了“爭取進步聯盟”計劃。兩國關系漸行漸遠。1970年，弗雷下台，更不願聽命於美國的阿連德當選為總統。《紐約時報》哀嘆，阿連德的勝利重創了“爭取進步聯盟”。美國在智利耗時8年，斥資10億美元，最后鎩羽而歸。這一段歷史表明，10億美元買不來鄰居的忠誠，白宮預想的“拉美民主櫥窗”反而成為美國外交失敗的注解。

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這種磕磕絆絆的關系延續至今。今年3月，奧巴馬出訪古巴和阿根廷。在拉美政壇整體向右轉的大形勢下，奧巴馬此行頗有“收復失地”的意味。奧巴馬率領幾百位工商界精英，旨在推動美國資本在拉美加速擴張。利用金錢杠杆操控拉美政壇，仍是美國外交的重要手段。在哈瓦那，奧巴馬宣稱，他來埋葬美洲最后的冷戰殘余。在阿根廷，美國帶來25億美元的投資計劃。白宮又重拾外交傳統，再次希望用美元換“友情”。

然而，拉美的現實情況讓美國再次失望。奧巴馬到訪哈瓦那，僅僅表明美古關系初步實現正常化。兩國政治體制差異較大，意識形態沖突明顯，在美古巴人問題、關塔那摩軍事基地問題、兩國國內政治議題等方面難以達成共識，這些都是橫亙在兩國之間的重要障礙。25億美元沒有讓美國和阿根廷關系煥然一新。阿根廷民眾對美國心存疑慮，該國兩所大學的民調顯示，45%的受訪者不認為美國在維護和平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美國在英阿馬島戰爭中“選邊站”、美國禿鷲基金對阿根廷的債務索賠等歷史遺留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拉美國家漫長的尋求獨立自主的傳統和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注定了美元的“購買力”會大打折扣。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美國試圖用金錢來購買控制力是無法成功的。幾百年來，美國和拉美國家之間的沖突持續不斷。白宮對拉美外交政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然而，美國不顧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不尊重拉美人民獨立探索自身發展道路的意願，企圖以美元開路、用槍炮做后盾，在西半球赤裸裸地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是美國控制這些國家的企圖屢屢受挫的根本原因。

（作者為中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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