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有個別大學在制度層面，已經對大學教授經商有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往往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處於一種虛置的狀態。所以，重新明確並嚴格執行教授不得經商的規定，亟須提上日程。

　　一周前，上海焦耳蠟業有限公司發生爆炸，事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名死者是華東理工大學研二在讀學生李鵬，而事發公司的創始人，正是他的研究生導師張建雨副教授。

　　無論何種原因，生命的意外逝去，總會讓人哀痛﹔然而，焦耳蠟業創始人張建雨與死者李鵬的“師徒關系”，又讓這種哀痛多了一抹復雜的情緒。公眾難免會追問，這是不是又是“學術奴工”的罪惡？研究生與導師的生存圖景中，究竟有多少見不得人的灰色鏈條？

　　依現有信息來看，尚不能充分証明，張建雨與李鵬的關系，就是一種“學術奴工”的扭曲關系﹔也不能充分証明，張建雨與李鵬的師生關系，建立在利用與被利用、奴役與被奴役的灰色鏈條中，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進一步反思司空見慣的“教授經商”現象。

　　教授經商並不是個新鮮話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全民下海的浪潮風起雲涌，此種背景下，包括大學教授在內的知識分子，也紛紛投身商海希望成就財富人生，雖說在那一波經商潮中，“淹死”的大學教授要遠遠多於成功者，但教授經商的香火卻開始連綿不絕，至今不熄。

　　原本一介書生，卻勇敢地“下海”搏擊，倚仗何來？無他，龐大的學術資源而已。套用個時髦的概念，教授經商走的是“產學研”相結合的路子，教授自己的學術研究在工程領域就做工程，在電子領域就做電子，在生物領域就做生物，鮮有人“跨界”——正如開辦蠟業公司的張建雨一般。

　　依托學術資源搏擊商海的教授們，面對復雜的市場競爭環境，自然不會放過利用所有學術資源為企業所用的機會。此種情況下，被教授掌控前途的學生，自然首當其沖。倘若教授能夠拿捏好分寸，或許是學生之幸運，但如果學生遇到一個唯利是圖的導師，那就隻剩下悲劇了，因為課程、論文、實驗等，都必須給教授的“事業”讓路，沒有絲毫道理可講。

　　毫不懷疑，有高明的教授能夠在商海搏擊與教書育人之間自如切換，平衡好兩者之間的關系﹔但要看到的是，這種平衡，更多需要依賴教授自身的道德自律，而非外在因素的制衡。一旦道德不濟，教育的質量、學生的利益必然受損。“張建雨教學工作的一切出發點——為商業利益”，張建雨的學生如是表示，或能說明很多問題。

　　李鵬的悲劇發生后，全社會應該迅速形成一個共識，即對大學教授經商堅決說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教育部對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明確說不，既然中小學教師都不能依托自己資源，進入教育培訓市場從事商業，憑什麼要單單給大學教授開口子呢？難道，中小學教師去搞培訓影響本職工作，大學教授經商就不影響？

　　悲劇發生之后，華東理工大學表示，學校有規定不允許教授在外兼職、創辦公司，但媒體調查卻發現，張建雨創辦公司的事情，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學校不可能不知道。這種狀況，或許說明了一個尷尬的問題，即便有個別大學在制度層面，已經對大學教授經商有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往往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處於一種虛置的狀態，所以，明確並嚴格執行教授不得經商的規定，亟須提上日程。

　　這般主張，並不是說教授不能利用學術資源去創業，去搞“產學研”結合的路子，但一定要在商業與教育之間，樹立堅實的防火牆，堅決不能讓教授的商業追求，傷害了學生的基本利益、損害了教育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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