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徐輝近日建議：對庸政懶政不作為行為決不能聽之任之，必須嚴肅問責，一治到底。無獨有偶，江蘇泰州的“蝸牛獎”這幾天也火了，此獎是泰州市委市政府年初新設立的，明確“獎”給那些推進重點項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職能不到位、解決群眾關切問題不及時的責任人。

　　從此前國務院對庸政懶政不作為等典型情況的通報，到政協常委提議對之“嚴肅問責，一治到底”，再到地方設“蝸牛獎”對之加以治理，都說明這類現象當前還挺普遍。單純從治理意識和行動上看，泰州設立的“蝸牛獎”值得肯定，但從治理的嚴肅性和效能上看，則不必高估“蝸牛獎”。治理庸懶，需要常態化、制度化的舉措，特別是對已經發生的庸政懶政行為，試圖以“蝸牛獎”喚醒庸懶干部的“職業羞恥心”，恐怕遠遠不夠。

　　首先有必要明確庸政懶政行為的本質。李克強總理曾幾次在會議上直斥一些地方官員的“不作為”現象：一些人抱著“隻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甚至“不求過得硬，隻求過得去”的態度，敷衍了事，“說得難聽點，這不就是尸位素餐嗎”？他還說過，“身在崗位不作為，拿著俸祿不干事，庸政懶政怠政，也是一種腐敗”。也就是說，庸政懶政不僅是職業羞恥感的問題，也是腐敗問題。以此觀察“蝸牛獎”，其名稱就帶有“道德色彩”，這會不會模糊了庸政懶政的本質？同時，“蝸牛獎”很容易讓人理解為是對“慢”的懲罰。可是，“慢”無法概括庸政懶政的全部含義，杜絕庸政懶政也不是單純地強調“快”。因此，“蝸牛獎”的有效性還有待觀察。

　　在反腐持續推進的背景下，防止庸政懶政抬頭，是關系到吏治的大問題。這就要求在治理上，不僅要有地方創新，更要在頂層設計上予以防范。比如相較於官方頒發“蝸牛獎”，還可以進一步開放民眾與媒體的監督渠道，加大對庸政懶政的監督力度。事實上，根本的治理庸懶之策，還是要回到對權力的監督和對官員的政績考核中來。雖說“凡是拿到蝸牛獎的，效能辦都要回訪跟蹤、督促整改﹔凡是整改不力、變化不大的，要下決心予以調整”，然而，且不說這種創新手段的邊際效應很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主要領導的變更而式微，其本質上與制度化的吏治和“反腐”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區別。

　　庸政懶政的危害不可小覷。在治理對策上，確實需要激發基層的創新熱情，但就目前而言，還是要更多看到庸政懶政現象所附著的吏治大背景與權力監督生態。不難明白，在治理庸政懶政上，我們最需要的是更多超越“蝸牛獎”式創新的制度保障。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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