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過猶不及。對於各種建設性意見，我們也要建設性對待。比如工資薪金的上漲問題，是不是造成企業經營壓力的主因，恐怕還需要詳盡分析。

　　《勞動合同法》關系著職工與企業的切身利益，歷來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關切。今年“兩會”上，關於這部法律的現實執行效果，又有一些理性而務實的討論聲。有觀點認為，對於企業和雇員，《勞動合同法》的保護程度是不平衡的，“本意是保護勞動者，但可能最終損害了一些勞動者的利益”。同時也有代表指出，當前的《勞動合同法》對職工和企業是一樣公平的。

　　應當說，每個人眼中的哈姆雷特都是不同的，站在不同視角觀察法制的施行，得出不同的結論也是正常的。然而，任何公共政策的討論都必須基於起碼的共識，對《勞動合同法》而言，這個最大公約數就在於“勞資兩利”的法治經濟基本倫理。

　　那麼，怎樣才算“勞資兩利”？從來沒有抽象的法律，從來隻有具體的社會關系。從這些年的法治實踐來看，《勞動合同法》有力捍衛了勞動者權益，讓曾經傾斜的勞資天平逐步矯正，這樣的成績必須充分肯定。但與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企業用工成本、培訓成本的增加，毀約成本低也養了部分“懶漢”，這些執行中的問題需要實事求是看待，統籌兼顧、穩妥解決。

　　一個可行的出路是全面調查研究，按照法定程序來修改、完善《勞動合同法》。比如，在確保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對惡意利用法律條款的行為加以限制，對難以解除合同又消極怠工者，依照按勞分配的原則給予適當調整。比較困難的是，企業在什麼情況下有權利解除合同，這應當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做出明確說明，既顧及勞動者的相對弱勢地位，又照顧企業的生產經營實際。現實中的情況可能會千差萬別，這正是考驗治理者走好“法治平衡木”的關鍵所在。

　　凡事過猶不及。對於各種建設性意見，我們也要建設性對待。比如工資薪金的上漲問題，是不是造成企業經營壓力的主因，恐怕還需要詳盡分析。經濟現象很多都是“雙刃劍”，工人工資的上漲同時也是內需的強大動力，畢竟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與服務，最終是通過市場購買力來實現自身價值的。所以更深一步看，調整勞動合同的法律關系也是在平衡供給側與需求側，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兩會”會場內外的議政聲，是一筆寶貴的社會財富。代表委員的廣泛性，使得不同方面、不同利益、不同專業的聲音能充分交融，這是需要尊重和厚植的制度優勢。那些為了更好發展的觀點，也都應受到重視，並在會后進入相關部門的調研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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