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各政法单位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筛查、重点案件排查等方式，对近30年以来的“减假暂”案件开展全面筛查，目前进度已达90%，锁定了一批重点案件。各市级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本辖区政法单位，对筛查出的重点案件开展联合排查；各省级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对重点案件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进行抽样评查，并对评查发现问题严肃倒查。

“减假暂”，是对监狱服刑犯人实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统称。作为我国刑罚变更执行的基本制度，“减假暂”是国家刑罚制度惩罚性与人道性的落实要求，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上的集中体现。

遗憾的是，在一些人情勾兑、利益交换的套路下，“减假暂”却成了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缩短服刑期限，甚至“纸面服刑”“云服刑”的“妙招”，享受着所谓的“法外特权”。

如原本被判无期徒刑，却总共坐牢不到15年的郭文思；再比如震惊全国的昆明孙小果案；更为荒唐的是犯下故意杀人罪的巴图孟和本应服刑15年，却通过“保外就医”转为“纸面服刑”，不仅一天牢没坐，还摇身一变成了村官和陈巴尔虎旗的人大代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判决的价值在于执行。如果体现刑罚宽严相济的制度设计成了提前出狱的制度漏洞，受损的是整个司法体系。

针对不断暴露的“减假暂”问题，2014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提出坚决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修定《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明确了减刑、假释的性质及适用要求，完善了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的规定；2020年郭文思案发生后，《北京市减刑、假释工作规定（试行）》《北京市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也先后修订出台。

制度越完善，程序的漏洞就越少，寻租的空间就越小。然而，有了制度，并不意味着马放南山、万事大吉。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人。细细梳理郭文思案、孙小果案、巴图孟和案，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违规操作“减假暂”不是什么“大老虎”，而是身居关键岗位却又悖离法治的“小人物”，他们级别不算多高，有的甚至只是负责执行层面具体实务的“小吏”，但他们非常熟悉减刑的规则流程，能够找到寻租的空间。

“苍蝇之害猛于虎也”。在2021年全面启动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减假暂”案件作为六大顽瘴痼疾之一，被要求“不清仓见底不收兵”。在这个意义上，对近30年以来的“减假暂”案件开展全面筛查，就是倒查、倒逼存在的历史问题，警示、警醒当下司法实践。

只有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好好查一查那些“害群之马”，狠狠刹一下那些侥幸心理、不正之风，才能实现“当下整顿治”和“制度长久立”有机结合，让司法判决的价值回归到执行的本来要义中来，才能更好捍卫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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