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解治理难题中加快推进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治理维度看，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就在于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妥善处理了若干重大治理难题，并且逐步探索出了一整套制度性解决办法。这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把准了符合国情和实际的特殊性，展示了极富辩证特质的治理逻辑。

　　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难题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任何国家现代化建设都必须认真解决的治理难题。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然要求生产效率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持续提高，而效率提高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资金、技术、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效率的提高有可能会对社会公平带来较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在一些利益受损群体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趋于恶化的情况下，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结构失衡和功能紊乱等问题，最终会使得效率提高的目标难以实现。而如果只注重所谓的公平，忽视效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则又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种片面平均主义的陷阱。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置不当，会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陷入这样或者那样的泥淖而难以自拔，表现为一种发展停滞。

　　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注重社会公平问题，但也容易出现“平均主义”的现象，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使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受到抑制。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一般来说，效率问题会更受到关注，但也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等问题，最终损害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对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必然带来健康良性均衡的社会发展，必将为效率提高提供深厚和持久的基础；同时，效率的提高也将为解决两极分化创造有利条件，为维护社会公平开辟广阔道路。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国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最终探索出了一整套制度性解决办法。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分析起来，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不能够充分得到发挥，由此带来了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从实践上必须营造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由此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活力和动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会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不良后果。而这些是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够解决。于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逐渐摸索出来一套既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从而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既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深刻认识。

　　妥善处理“发展与稳定”的难题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内在一致：发展是稳定的基础，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政治社会动荡，政治社会动荡又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种发展与稳定难以兼容的局面，主要源于现代化所引发的系统性变化对原有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思想文化造成的强大冲击，而国家又缺乏足够的制度性和组织化力量来缓和并解决这些冲击。许多发展中国家频频遭遇社会动荡，现代化进程被干扰或打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这实际上揭示了保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所在。

　　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制度层面上做好现代化必然要求的各种准备，造成了许多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清除了现代化之路上的各种羁绊，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汲取了本国和其他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赋予社会主义更加丰富厚重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内涵，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传统社会主义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得以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得以有效避免，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常见失误难以出现，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为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制度机制。在治理理念上，坚持在发展中保持稳定、以稳定保障更好发展；在经济建设上，强调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在政治建设上，既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又注重保持“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在文化建设上，既对世界各国文化保持开放态度，又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在社会建设上，既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又注重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同时也注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等。这一整套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治国理政方案，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又有助于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妥善处理“开放与自主”的难题

　　开放与自主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建设中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封闭难以发展，开放难以自主，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难题。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实施对外开放。但是开放又可能蕴藏着丧失发展自主性的风险。这种风险，既可以表现为金融、货币、财政政策等的自主制定权的丧失，也可以表现为支柱产业、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的自主控制权的丧失，甚至还可以表现为内政和外交政策自主权的丧失。事实证明，一旦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畸形，极易成为大国的附庸，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

　　中国共产党认定，关起门来搞建设注定不能成功，因而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启动之始，中国共产党就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并且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开放主要表现为引进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以大幅度快速提升国内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主要表现为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格局，并在其中释放中国的优势。2012年以来，开放主要表现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特别是主动从战略上谋划对外开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将对外开放提升到了新的更高水平。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看出，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开放带来先进要素，也会带来一些压力，比如，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渗透中带来的压力等。对于压力处理不当，甚至可能会有“变质”“变色”的危险。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必须予以妥善应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其他一些国家明显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牢牢把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没有因为开放而丧失这种自主权。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丧失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性的危险，并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从而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牢牢把握了发展自主性。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能够避免西方政党间相互倾轧的乱象，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始终掌控着对外开放的大局，始终坚守着自主发展的底线；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各种重要制度所形成的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国家主权安全，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尽管能够认识到但也解决不了这些治理难题？带着这个疑问看中国现代化为什么成功，最应该看到的是国家制度及其绩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牢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提供了根本保证；牢牢坚持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