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公司“超售”赖乘客“危害安全”？

航空公司“超售”赖乘客“危害安全”？

背景 ：“上海机场两名不属于本次航班的女乘客强行登机导致航班延误”的信息引起公众关注，据上海机场公安透露，两名乘客为正常登机，由于航空公司过错，出现“一座两人”导致航班延误。而之前，在记者追问下，国航始终表示两名女乘客为强行登机。经警方调查还原事实后，国航承认操作失误并深表歉意。

中国青年报发表唐伟的观点：两名当事人原本乘坐的是海航航班，因为所乘航班被取消，而被转至国航航班，结果国航发现自己给的登机牌超出了机上实有座位。航空公司对“一座两人”者给予“强行登机”的界定，并将两名乘客的行为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显然失之偏颇，航空公司本当承担的责任却被淡化了。近年来，乘客非理性维权似乎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冲击跑道、打砸机场、围堵售票点等案例日益增多。究其原因，还在于地位失衡之下，乘客的权利无以获得保障，救济的渠道无以畅通。在单方条款的支撑下，航空公司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对乘客的要求和限制很多，而对航空公司的制约却相对较少。即便出现了争议和纠纷，乘客也很难有一个合理解决的途径。乘客利益受损后，往往不能获得较为合理的赔偿，也不利于对航空公司形成惩戒。要实现行业的规范和权利的保障，就必须改变“店大欺客”的现状，对航空公司和乘客进行双向约束，才能确保最基本的市场公平。

小蒋随想：航空公司“超售”现象由来已久，尤其是在旺季出行高峰期，航空公司宁可卖出超过飞机承载能力的票，导致部分乘客无法登机“被改签”，也绝不让飞机上的座位因退票而少量空闲。对航空公司而言，“超售”显然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原则。至于“超售”令部分乘客无法按原计划出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各项损失，则不在航空公司的考虑之内。说白了，这是航空公司缺乏契约意识、极度自私自利、相关赔偿制度缺失的结果。本例中，国航恐怕还是想将“超售”的责任转嫁给乘客，却遇上了两个较真儿的、坚决维护自身权益的旅客。当警方调查发现，此事是航空公司“倒打一耙”、错不在乘客时，国航才不得不“深表歉意”。在某种程度上，当事乘客完全有理由状告国航诽谤罪——国航以危害公共安全为名调动警力“抓捕”乘客，难道说句“对不起”就拉倒？某些乘客“闹事”，确实给有关方面与其他乘客带来困扰，但这何尝不蕴含“不闹不解决问题”的无奈？凭什么“受伤”的只能是乘客？对此，维权短板与制度缺陷难辞其咎。

“买来的”政法委书记不贪污腐败才怪！

背景 ：深圳市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是十八大后落马的深圳最高级别官员。蒋尊玉曾经的一位下属向媒体表示，“他后来当了政法委书记，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样一个官员全无法律的概念，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在深圳这样一个重视法治环境的城市尤其不适合。”

新京报发表王刚桥的观点：蒋尊玉涉嫌的腐败事实最终有多少能被证实，有多少能被法庭认定，都还是未知数。但从蒋尊玉所涉嫌的事来看，极具典型性：既通过权力腐败以获取资本，拿出部分赃款投入吏治腐败以获得升迁，再用更高的权力获取利益。一些贪腐官员之所以“边腐边升”，原因就在于吏治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没有哪个官员是为人民利益和公共福祉去买官的。买官耗费不菲，自然要在得权之后再捞回来。投资官位，实则是在投资一定期限的腐败机会，而腐败的机会又来自于基本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要遏制吏治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大幅降低官员的含金量，加大腐败的成本，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只有当做官就意味着与发财无缘，且一旦腐败就必定会承担法律责任，买官卖官这个市场才会逐渐萎缩。

小蒋随想：有买官的，必然有卖官的。而卖官者的官位显然会比买官者的官位高，卖官者更不可能只卖一个官位。说白了，一旦出现卖官，十有八九会牵出腐败窝案。如果在一定范围内，相当一批官都是买卖而来的，当地的吏治环境有多么“不健康”不言自明。蒋尊玉落马了，向蒋尊玉兜售官位的人以及其他买官的人现在怎样？这之中，难道不存在“窝案”？如果腐败确实是“成伙”的，是否铲除干净了呢？一个“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家伙居然当上政法委书记，的确够讽刺。但更讽刺的是，这样的评价只是在蒋尊玉落马后才出现。“马后炮”与“事后诸葛”表明，卖官者确实拥有了全权提拔任用干部的权力，任前公示与民主评议恐怕沦为走过场。如果不能遏制“绝对的权力”，卖官现象想必难以杜绝，买官者也还会很有动力。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