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14年“治超令” 见证公权部门化

　　近日，河南车主张高兴夫妇因不满超限处罚决定而服毒，酿成一死一伤悲剧。自2000年交通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出台以来，全国“治超”已14年之久，缘何“超”与“治超”仍并行“在路上”，难见成效？（12月1日新华社）

　　14年“治超”，开了无数的会，发了无数的文，结果“越治越超”，一些名义上是“治超”的文件最后异化成了保障相关部门执法创收的工具，甚至还衍生出“罚款月票”、“包季套餐”等荒谬现象。当“治超”陷入以罚代管、车辆加码、百姓埋单、发文治理、再制定更多罚款规定的恶性循环之后，治超的黑幕已暴露无遗。

　　窃以为，以罚代管、执法创收、权责混乱、公权乱用等乱象，只是“治超”黑幕的表象，其背后是公共权力的扭曲和异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以罚代管也好，执法创收也罢，其实是权力的另一种寻租或变现。罚款为了创收，手段成了目的，这与“治超”的初衷相距十万八千里。

　　行政权力膨胀、异化的实质，是法律监管的无力。要跳出恶性循环怪圈，必须科学立法，完善法律依据，明确处罚标准，整合执法主体，建立权责清晰、监管有力、执行高效的综合执法体系。只有对执法者和车主进行双向规范，才能彻底铲除滋生创收执法、以罚养人、以罚代管的土壤。 （陈广江）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