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仓健离世后铺天盖地的追忆文章中,张艺谋和陈丹青那两篇是不能替代的。他们描摹的是朋友高仓健,较少臆测和资料检索,有近在咫尺呼吸般的迫人真实。好比萧红写鲁迅,讨论衣服颜色搭配啦,好烟待客、次烟自己抽的生活细节啦,一下子把鲁迅先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斗士形象给更新了,近看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因为有被高仓健善待、馈赠的经历,这两篇文字既让我们看到“硬汉”“神”“执着”“沉默”等标签,也看到一个谦卑、友爱、热心给予、质朴的老人。反差之下,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他在日本影坛显赫,自己却表示“完全没想过《追捕》(在中国)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因为他彻骨敬畏。为什么他对中国电影人这么友好,因为他感恩,对别人的善意涌泉相报,没让自己的赫赫声名成为表达善意的屏障。
当然,陈丹青的文笔和文学角度更好。文中高仓健送表和刀的细节,让人潸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从左腕褪下手表,直视我,不说话,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几乎触到我的手……待我迟疑接过,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算是告辞,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陈丹青写高仓健专程到北京给张艺谋送刀也是举重若轻,“俩老男人怯生生站在那儿,艺谋起身迎过去,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高仓健”。
魏君子采写的张艺谋与高仓健也多次提到他心意饱满的馈赠和表达。他送给张艺谋衣服和手表,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在谈了几个小时要分手的时候,才随意说,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大合适,要不你试一下。张艺谋发现衣服明显是照着自己的身量订的,而手表也是照着张艺谋手腕的长度调好了。高仓健比较高,手也比张艺谋粗一些。几个小时里,他就这样戴着一块很紧的手表,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和张艺谋聊天。
给予应该是高仓健的快乐和享受之一,是他表达感情最最质朴的方式,精心准备,重金投入,然后轻描淡写地馈赠。他设身处地,怕你难为情,怕你觉得礼太重或者没有带回礼;他绞尽脑汁,什么都为你想到了,尽量不让你有什么不舒服。
听过一次陈丹青的讲座,上世纪80年代末他去台湾看望没见过面的爷爷,这位黄埔老兵并不知道孙子哪天到,就天天去公交车站等他。终于相见,几天相处,国内形势,家中情况,个人事业画画、写作、教书什么的,只字未问,只是说,你怎么没有儿子。陈丹青说会写一写这次见面,写出来必如陈酿。陈丹青善于写这种内敛、不恣意释放、万语千言于中的相处。
如果说高仓健和张艺谋都是沉默、隐忍、冷峻、热烈的,相对健谈的陈丹青也泄露过跟高仓健类似的怯情时分。一次飞机跟范冰冰邻座,惊为天人,未置一言。他写道:“我们从小不跟女生讲话,看到漂亮出众的女性,紧张、拘谨,这种心态跟一辈子。平时我胡说八道很放松,人不多的聚会,谁相貌出众,我会暗暗拘谨。现在还这样。我很想画身边这位美人,跟她讲话,但此时此刻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做。”
陈丹青与高仓健其实异曲同工,都擅以各自的细腻为人处世。 (黄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