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播出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宣布启动“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在观众和网民中引起热烈反响。有人惊叹,祖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过去却知之不多,真是惭愧;也有人对节目的动机和效果表示怀疑,指责节目选择的字词太过生僻,讥之为“语文版奥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成人的书写正确率屡创新低,表面上只是一个书写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语言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一现象令人汗颜也令人深思。很多典雅精致的文字,都静静地躺在前人的典籍里,如果无人传承下去,将随岁月流逝而消逝。
当然,用“汉字听写大会”的标准去要求普通大众,未免过于苛刻;但我认为,对以文学创作为事业的作家提出一定的文字要求,当不为过。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集形象、声音和词义于一体,这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具有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鲁迅先生将之归纳为三美,即“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古人对文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多少优美的文学作品,多少脍炙人口的精美诗句,至今读之依然令人怦然心动。“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互不关联的几个名词,不加任何修饰地放在一起,却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产生了动人心弦的效果。这是语言大家的本事,也是汉字的魅力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倡导并实践运用白话文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抛弃文言文的精华。相反,他们积极学习和借鉴文言文的语言艺术,使自己的作品语言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和魅力。鲁迅的犀利辛辣、凝重洗练,巴金的简洁生动、流畅奔放,沈从文的清新灵动、典雅唯美,老舍的俗白简练、幽默诙谐,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当代不少优秀作家继承了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作品语言的锤炼,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堪称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匠心独运,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音乐美、绘画美、意境美,令人回味无穷。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读故事,同时也是在享受语言的魅力。
文学被称为“语言的艺术”,作家自然是“语言的艺术家”,应该成为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他们的作品应该是人们学习语言的范本。遗憾的是,能够当得起这一称呼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毋庸讳言,现在有一些作家,不太重视语言的运用。有的作品语言粗糙,词汇匮乏,读之无味;有的作品语言鄙俗,趣味低下,甚至以脏词入文;有的作品滥用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破坏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不单文学作品,在其他以语言为基础或与语言相关的艺术样式——如电影、戏剧、歌曲中,也存在语言贫乏和粗俗的现象。以歌词为例。好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前人曾经创作了大量语言精美、意境深远的歌词,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样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精致的小令,文辞清秀隽丽,声辙抑扬顿挫,意境深邃渺远,感情哀而不伤。无论是唱是读,品之如饮甘醴,回味绵长。反观当下的一些歌词,语言直白,一览无余,像白开水一样毫无味道。有的作者甚至把不雅之词写入歌词中,有的电视台也就堂而皇之地播出。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呢?前些时候,看到香港一位老报人撰文,严厉批评某报把网络语言中的脏词用在报道中,是媒体的耻辱,深以为然。
有人认为,作家只要把故事写得精彩、写得好看就行了。至于语言,是雕虫小技,不必过于在意。此言差矣!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果连承载文化的语言都掌握不好,何以传承文化?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没有语言,何来内容?语言粗糙,内容怎么可能精彩?沈从文对语言文字非常讲究。他曾说过:“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的条件之一。”汪曾祺认为,语言和内容(思想)同等重要。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们强调语言的重要,不是提倡作家在作品中堆砌辞藻,而是希望作家敬畏文字,善待文字,善用文字,创造出规范健康、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2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