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服毒抗罚”再现 拷问以罚治超

　　24日下午，河南货车车主张高兴夫妇在民权县的公路超限站同时喝下农药，造成一死一抢救。而喝药的原因，是几天前因超限运输被扣被罚3万元，其间多次交涉罚款减免不成，进而选择“服毒抗罚”。（11月25日《新京报》）

　　一年前，同样是在河南，一货车行进至永城境内被当地运政和路政拦下，司机出示月票后仍被罚款，女车主刘温丽求情未果，当场服农药自杀，所幸抢救后性命无虞。“服毒抗罚”悲剧再现，让舆论再度将矛头指向乱收费、乱罚款、乱设卡的公路收费“三乱”问题。

　　此度悲剧的发生，或有前度事件的错误示范。并且，两起事件的爆料人都是维权货车司机王金伍——他似乎成了货车车主间的信息中枢，由此或可隐约看见，货车司机与路政运政的对抗，不仅仅是个体的抵抗，而是群体的抵抗。“服毒抗罚”，以生命为赌注的抗争方式，显然不该被提倡，更不可形成示范效应，不过，导致货车车主群体与路政运政呈掎角之势的祸根，都指向了公路收费“三乱”问题。

　　不经刮骨疗毒，不改变以罚代管的行政思路，公路乱收费沉疴势必造成执法土壤和马路民生的溃烂和恶化。货车超限违法违规，路政运政依法依规处理，想必不会制造如此剧烈的冲突。问题的关键出在，公路执法往往抛弃法治逻辑不用，热衷于罚款治超，甚至还在公路上形成了某种利益链，所谓执法更像是拦路取财。当货车车主遵循的不再是法律规章，而是执法者制订的潜规则，就出现了“越超越罚、越罚越超、屡罚屡超”的公路管理悖论。

　　而这一悖论之所以成为难以解开的死结，症结在于公路管理体制。执法者不能依法执法，深陷利益怪圈，那么本该畅行的公路，难免变成充斥复杂利益的泥潭。刘温丽服毒，据说是因为办了“罚超月票”后执法者不认。那么张高兴夫妇呢？3万元的重罚，到底又是因为什么？如果执法者秉公执法，且道路上的货车遵循的是同一规定，那么张高兴夫妇就是“服毒抗法”。而如果还有其他的通行规则存在，那么超限站的罚款动机，就值得怀疑了——明规则的严厉，是否是为了倒逼潜规则的流行呢？

　　面对又一起“服毒抗罚”的极端“维权”悲剧，除了查清这起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还是要以法治重拳彻底整治公路执法乱象。死于“服毒抗罚”的车主，名字叫“高兴”，只有让公路执法走上法治轨道，只有依靠行政体制改革驱除“三乱”祸根，扭转“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货车车主和司机们，才能够依法畅行，高高兴兴地在公路上跑生计，而不会选择拿起药瓶，制造生命的悲剧，来换取通行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