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建能人”频升官,烂摊巨债谁来管?
背景 :山西大同“耿彦波粉丝团”再度引起关注。这个松散的团体请愿现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耿彦波重回大同主政,更多体现了一个美好愿景:希望政府高效、廉洁、雷厉风行。但粉丝团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耿彦波在大同任职时大拆大建过猛,他离任以后,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大同市政府2013年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有政府工作人员说,停工和巨额债务有关。
华商报发表毕舸的观点:城市发展被锁定于拆迁模式中,经济虽然一时获得强力刺激,然而其根基是不牢靠的。拆迁所需的天文数字投入,只能寻求两条路径:要么是所谓对外招商引资,要么是政府举债,前者对于一个内陆欠发达城市而言,很难达到当地政府预期效果。而后者就意味着政府是用明天的钱来堵今天的窟窿,问题是明天是否还有钱可以维持?相信此刻大同的房地产商、拆迁户以及更多的民众,心中的冰凉一定赛过冬日凛冽的寒风吧?其实也很好理解:对于房地产商而言,房地产的利益往往建立在拆迁征用的价格剪刀差,房地产商不过是瞄准了拆迁沸腾热潮中拥有巨大的炒作空间,希望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而拆迁户作为一介百姓,也在近年来有关拆迁暴富的传说中,做着一夜翻身的美梦。而拆迁一旦停摆,就会成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中那颗垂直坠落的苹果,砸中树下的倒霉蛋。真正为失败的地方拆迁狂热埋单的,不是那些已经走人的官员,而是广大当地民众。
小蒋随想:从大同这个省辖市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到太原这个省会市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耿彦波显然是升迁了。从“能上不能下”的仕途角度,“粉丝团”希望耿彦波回大同,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无异于“降级”。耿彦波升迁说明,上级对他在大同时的大拆大建起码“不反感”,甚至认为是有魄力有政绩的体现。但耿彦波离任后留下的烂摊子以及巨额政府债务,上层该作何反思?其实,耿彦波早年的为官生涯中已出现过“半截子工程”。2000年,耿彦波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开始对榆次大拆大建,但离开榆次时,耿彦波向媒体坦承,“其实我不想走,榆次老城改造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大遗憾。”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表面看是耿彦波的主政方式有“瑕疵”,深层问题是干部考核与任用不科学。
财政厅官“拎重估贿”,没回扣不拨款?
背景 :据中央纪检委监察部网站报道,2012年6月18日下午,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广东省纪委突然带走接受调查。关于危金峰的新闻,最大亮点就是他已经“久贪成精”,可以“拎重估测红包金额,不‘达标’当面呵斥”。
新京报发表殷国安的观点:危金峰估钱“一手准”,这功夫是怎样练成的?这让我想起欧阳修的文章《卖油翁》中一句:“无他,唯手熟尔”。换句话说,是“实践出真知”。以危金峰为例,其家庭财产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受他人贿赂和非法获利3000多万元,另有40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受贿现金笔数多了,自然就能知道一万元大约有多重了。之前有新闻说,有的官员不会办登机手续、不会刷卡乘公交,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办过这些事。而估钱“一手准”不是证明有的官员很聪明吗?问题是,民众希望官员会自己办登机手续、会刷公交卡,而不需要他们会“估钱”。贪官估钱“一手准”证明了他们的贪婪和罪行,警示的是监督漏洞。
小蒋随想:财政厅是干啥的?就是管财政资金的。人们常说的“上级拨款”中的“上级”,就是指危金峰这个位子上的人。想获得上级拨款的单位多了去了,而上级拨款的数额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才能争取到上级的“偏爱”?某些时候,这里面有不小的“学问”。像危金峰这种人,就是明着要从拨款中“抽头”,如果不让他“掂量”回扣满意了,就甭想获得“上级支持”。对一些单位而言,虽然拨款被危金峰“刮”了好几成,毕竟还剩下一部分,缩水总比没有好。而且,“吞”了一部分拨款的危金峰,也不会再去审查“缺斤短两”的拨款能产生多大社会效益。说白了,拨款的与获得拨款的,都将财政资金当成是不吃白不吃的“唐僧肉”,最终吃亏的是政府与纳税人。贪官危金峰擅长“掂重测钱”确实是个新闻点,但更根本的问题还是如何管好用好财政的钱,避免管钱的权力者腐败“自肥”。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