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之子”大闹航班“底气”何来？

“奸杀真凶”落网9年，冤死鬼仍待昭雪

背景 ：1996年，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发生一起奸杀案，在证据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当时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作为“凶手”被司法机关定罪、枪决。但2005年，真凶赵志红落网，他交待了自己犯的10起强奸案，其中第一起就是毛纺厂奸杀案。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区公安厅等处获悉：“呼格吉勒图冤杀案”即将启动重审程序。而真凶已被抓获9年。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在2005年真凶落网后，“呼格吉勒图案”就无可置疑地成了铁定的冤案。但遗憾的是，重启调查程序，一走就是18年之久！的确，错案一旦酿成，平反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了。因为，要核查当初的证据，这本身就有客观上的困难，更何况，从侦查到公诉再到审判整个链条失守，要责任分摊与追究，麻烦和障碍重重。这是许多冤假错案难以及时纠正的共同特征。好歹，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某种意义上，冤假错案与现实司法运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干系，呼格吉勒图案的悲剧，是司法运行过程中的自身失误和缺憾所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往深里说，这是“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的破题所向。

新京报发表观点：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这些字，不是普通的字眼，字字后面都有难以计数冤案的教训和无辜者的血泪；守住了这几个字，就能杜绝冤案，否则就是公正底线的崩溃。《决定》也提出“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但我们希望此案在重审的之后，尽快启动责任官员的问责机制。愿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成为落实依法治国精神的最新案例。

小蒋随想：要想落实“疑罪从无”，必须反思“命案必破”。“命案必破”是公安机关面对受害人家属与舆论压力必须给社会一个交代、并且完成有关考核指标的产物。“命案必破”调动了公安机关的侦破积极性，促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真相大白。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必须破案”也导致某些案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盖棺定论”，为使嫌疑人招供甚至出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按理说，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据此起诉，法院再进行审判，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监督、审核的关系。但冤假错案的发生表明，公、检、法也有可能相互把关不严，甚至在不当的外界干预下层层失守。惨痛的冤案警示人们，疑案宁可“悬”着，也不能“乱破”；疑犯宁可“刀下留人”，也不可错杀。“依法治国”不能允许“萝卜快了不洗泥”。

“副市长之子”大闹航班“底气”何来？

背景 ：一名郑姓男子在10月29日重庆飞往温州的航班上与空乘人员发生冲突，该乘客自称市长之子，并威胁要让父亲报复空乘人员。昨天，福建福鼎市有关部门证实，郑某为该市常务副市长郑敬国之子。郑敬国亦通过媒体公开致歉，承认“没有把孩子教育好”，并表示“以后会严加管教”。

京华时报发表汤嘉琛的观点：从报道看，这起机上冲突的责任归属很明确。冲突缘于郑某未按要求关闭手机，并辱骂、推搡乘务人员，照章办事的乘务人员并无不妥。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的规定，航空器内禁止打架、酗酒、寻衅滋事。郑某的行为涉嫌多处违规，依法制裁是少不了的。缺乏规则意识，权力傲慢心态膨胀，是一些官员子女的通病，也是“我爸是××”事件层出不穷的祸根。表面看，是因为一些官员“没有把孩子教育好”，缺乏对孩子的管教；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权力通吃”的逻辑仍大有市场，官员手中的权力得不到制约，这种官本位文化就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下一代。

小蒋随想：福鼎是个县级市，郑姓男子充其量是县处级干部“下的蛋”。但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县城，“县官”的实权与派头可能是大城市里的局长乃至部长都难以企及的。郑姓男子的嚣张跋扈很难说只是“一时失态”，反倒可能是平日常态的习惯成自然。不同的是，在县里有其老子罩着，狐假虎威别人让他三分。可到了大地方，他没意识到“保护伞”罩不住了，自己违法违规，却对别人“不给面子”恼羞成怒……子不教肯定存在父之过，郑敬国在管辖的地盘有没有纵子胡来？这不是光道歉就能拉倒的。郑某也老大不小了，其老子还出来说什么“严加管教”，简直没羞没臊没节操。在拘留所里的郑某，该想想“断奶”的事了。如果郑敬国曾经用权为儿谋私，也当追责惩处。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