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红头文件”讨说法，又有几个幸运者？

　　5月29日，广州公证处多收了冯志波1450元公证费，经其向市物价局举报，多收款项被责令退回。但公证处给其寄来“红头文件”，要其亲自去领取退费。冯志波认为，多收款本是对方的错，不该自己前去领取。因此，他也给公证处寄去一份个人名义的“红头文件”，要求对方送款上门。8月7日，“红头文件”寄出，次日便收回多收款项。（8月9日《新京报》）

　　很显然，公证处为还多收的款项，使用红头文件要求冯先生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公证费发票到该处秘书科办理手续，存在滥用红头文件之嫌，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傲慢和偏见。

　　笔者认为公民自制“红头文件”向公权部门讨说法，除了为街头巷尾平添几分谈资之外，更多的还是平民百姓对其能够取得“胜利”而表现出来的诧异，这种诧异感背后是相关执法部门对于群众日常维权的过度“淡定”。

　　公证处多收费现象，并不是偶然，亦不是此处一家之症结，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性，但真正能够拿起相关法律条规去战斗的可谓是寥寥无几。即使有好事者去相关部门举报、举证，能够得到有关部门重视的，或许也就是那么几件涉金额较大的。久而久之，民众对此类事件麻木之心可见，而乱收费，有关部门接不到民众举报亦成常态。

　　平日傲慢惯了的广州公证处，尽管被物价局纠正多收费行为，以为此次一个红头文件便可吓得当事人屁颠屁颠主动前来拿退款，却没想到撞到了“刺头”上，遇见了职业打假人冯志波，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反还被对方自制红头文件反谑一番，最终落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尴尬境地。

　　冯志波的这种“胜利”平民百姓似乎无法复制，一是没有媒体资源，二是为小钱与公权力部门翻脸的胆量不具备，三是有关部门对于小百姓小案值的投诉关注度不高。

　　就如冯志波所言，打假的困难主要是执法部门的阻力，比如工商部门认为我们这群人是多管闲事，对我们很反感。他们认为我们就是为了赚钱，经常接到举报不罚款，甚至有人还教企业怎么能不被我们抓到。

　　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执法部门就必须成为民众生存的坚强后盾，毕竟群众利益无小事，从小事抓起，让民众看到法制的力量，懂得如何用法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只有这样，民间那些“职业打假”、“民工维权”等具有时代法制烙印的标签，亦会成为法制进程中的记忆。

　　文/谢晓刚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