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執政以來，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不斷制造緊張、挑動對立，尤其在對華問題上動作頻頻、言辭激進，在涉台、涉海和安保政策等領域持續突破底線。這是日本在內政困境不斷加深、政治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蓄意將國內危機向外轉嫁的危險操作。這種做法不僅無助於日本自身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將其推向一條更加危險的道路。

盡管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的聯合執政陣營在2月8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獲得超三分之二議席。如果寄望借此來實現一招得手、滿盤皆活的魔術般效果，可能過於樂觀。

從日本國內政治層面看，其治理體系顯露出明顯的失衡與疲態。自民黨高層正在為這次勝利將給黨內帶來“高市獨斷”局面擔憂。日本朝野圍繞民生、安保政策轉向等議題的對立加劇，政策路線分歧持續擴大。在經濟結構調整、社會保障改革、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危機等關鍵改革議題上，日本政壇難以形成穩定共識，更談不上有效執行。

然而，日本執政當局並未直面問題、有效推進政治改革，而是依賴外交議題制造政治聲量。通過炒作安全問題和放大“外部威脅”，掩蓋施政無力、轉移國內視線，這是對內政失敗的逃避，是政治失能背景下的權宜之計。

從社會和經濟層面看，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結構性問題並未得到根本緩解。盡管自民黨提出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產業競爭力下滑、財政赤字高企、貨幣政策空間枯竭，再疊加少子老齡化帶來的深層沖擊，使日本社會發展前景愈發黯淡。普通民眾收入增長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社會流動性下降，對未來充滿不安。

面對這些現實困境，日本各方政治力量無法形成改革共識，高市政府缺乏政策決斷力，因而，鋌而走險選擇通過不斷強化安全敘事、推進軍事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軍費大幅增長、安保政策持續右傾，被包裝成應對“危機”的必要之舉。這種做法既不負責任，也極不理性。

日本對外政策整體呈現冒進化趨勢，對華政策最為突出，且最具破壞性。日本不斷在對華問題上制造話題，刻意將中國渲染為所謂“最大戰略挑戰”，這種論調缺乏事實依據，嚴重背離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這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共識。

與此同時，日本還在涉海問題上不斷借題發揮。兜售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概念，故意在東海和南海地區制造緊張，拉攏域外勢力介入地區事務以推動陣營對抗。其真實目的是迎合國內右翼保守勢力，通過對華展現強硬姿態，塑造所謂“外部威脅”，從而轉嫁經濟停滯、社會焦慮和政治失能帶來的壓力。可以說，對華政策已經成為日本向外轉移內政矛盾的最主要出口之一，其以意識形態偏見和安全焦慮為基礎的對華認知，缺乏戰略理性且也難以持續，這條路終究是行不通的，中國也絕不允許事態如此發展。

回顧過去，日本曾多次在國內政治經濟困境加劇、社會矛盾激化之時，將對外侵略、軍事冒險作為轉移視線的出路。其最終不僅未能解決國內問題，反而給自身和亞洲多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今天的日本應汲取歷史教訓，接受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不是重走軍國主義老路。

事實一再表明，向外轉嫁內政危機，沒有出路。制造對立對抗，解決不了發展問題。日本應當徹底反省其侵略歷史，停止一切形式的戰略冒險與試探，將精力聚焦於解決國內矛盾。任何試圖通過對外強硬來掩蓋內政失敗、博取短期政治利益的危險操作，終將被現實証明是嚴重誤判。

中日是搬不走的近鄰，合作共贏才是唯一正確選擇。隻有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切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在區域合作中發揮建設性而非破壞性作用，才能真正保障日本的長期利益，並為地區的和平穩定作出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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