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某銀行某支行副行長的男子肖某，因犯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出獄后，肖某隨即開通社交平台賬號，通過講述自己入獄前的經歷迅速吸引關注，過去一周時間內粉絲數已達2.2萬。平台方認為其發布內容涉及以犯罪經歷博眼球，違反平台自律公約，已作禁言處置，目前該賬號顯示為無法關注狀態，其視頻作品全部下架。

靠“前科營銷”成網紅，這一現象並非孤例。一些刑滿釋放人員通過在網絡上分享犯罪經歷、獄中生活等，甚至借此打造“勵志人設”，博取關注和流量。例如，有人在出獄后營銷其“最美通緝犯”的“人設”，試圖通過直播“翻紅”﹔還有人以“監獄生存指南”“獄友秘聞”為噱頭，將嚴肅的司法懲戒娛樂化。

與此同時，一些網民對“前科網紅”表現出獵奇心理，他們認為這類博主“敢說真話”“有故事”，甚至盲目追捧。有的平台則在“流量至上”驅動下，默許甚至助推此類內容大肆傳播以獲取流量。被網友稱為“竊·格瓦拉”的周某出獄后，竟然吸引了30多家網紅經紀公司的爭相追逐，甚至有提出以數百萬的高價簽約。這種畸形的關注，默許乃至縱容，使犯罪經歷成為一種標簽化和商業化的“另類資本”。

事實上，法律對犯罪行為有著鮮明的否定性評價，刑罰的目的不僅在於震懾和懲戒犯罪，更在於通過懲戒來警示、教育和引導社會公眾。然而，當刑滿釋放人員將犯罪經歷和服刑歷程“營銷”成“故事”進行傳播，甚至將其美化成“勵志”、渲染為“精彩”來大肆博取眼球時，在無形中淡化了犯罪的危害性，消解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這些行為不僅違背公序良俗，還可能誤導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使其產生“犯罪也能帶來名利”的錯誤認知。

也許有人會認為，刑滿釋放人員做主播分享犯罪經歷是個人的表達自由，這也是自力更生、回歸社會的方式。但須知，網絡空間表達自由絕非沒有邊界。當“前科營銷”演變為美化違法行為、渲染犯罪細節或利用獵奇心理博取流量時，已觸碰法律紅線，破壞公序良俗。這不僅可能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更向社會傳遞了“黑紅也是紅”的錯誤價值觀。

真正的自力更生、回歸社會，也絕非是通過“前科營銷”的流量來變現，而是通過合法誠信的勞動重新融入社會。例如，同樣是做主播，有的刑滿釋放人員通過分享職業技能、創業經歷等獲得認可，這才是值得提倡的“重生”。必須清醒認識到：犯罪經歷不能成為“流量密碼”，法律的權威性決不容消解，公序良俗的價值倫理決不應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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