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報：“細事”入典

10歲的小張去超市買學習用品，剛好趕上超市搞抽獎活動，幸運的小張抽中了一部蘋果手機。兌獎的時候，超市經理認為小張不滿18周歲，中獎行為無效，遂不予兌獎。經媒人說合，小李與鄰村姑娘小王相親成功，按照當地風俗，小李家給小王家10001元錢作為訂婚彩禮，寓意“萬裡挑一”。過了一段時間，小王從旁打聽到小李游手好閑，沉迷賭博，遂欲悔婚。小李將小王告到法庭，要求小王退還10001元的彩禮。小呂晚飯后在小區裡散步，被一條突然躥出的大型犬咬傷。小呂后因傷口發炎腫痛，到醫院住院治療。康復后小呂將狗主人告上法庭，要求賠償其被狗咬傷而產生的誤工費、交通費等各種費用……諸如此類的事還有很多。

剛剛結束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就是對上述這些“雞毛蒜皮”糾紛的處理規定了原則或規則——10歲的孩子到底有沒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在農村婚俗中的彩禮，是不是一種附條件的“贈予”？當女方“悔婚”時男方是否可以要求女方退還彩禮？飼養人或管理人對自己的寵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像這些戶婚、田土、錢債等在傳統法律中被稱為“細事”的事項，就這樣堂而皇之地入了國家的大“典”，難怪引發大家熱議。

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與人身關系的民事法律規范古已有之。晚清時期，在按照西方立法體例編纂《大清民律草案》時，修訂法律大臣之一的俞廉三就曾討論過這個問題，“夷考吾國民法，雖古無專書，然其概要，備詳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此外，周禮中還有“擔保物權”“婚姻契約”“登記之權輿”等的萌芽或雛形，自漢以后，相關的內容則進入歷朝“律”中的“戶”或“戶婚”部分，這些皆為“中國固有民法之明証”。

民國時期學者謝振民等在編著《中華民國立法史》時，更是將民事法則的產生，推衍至傳說時代，“民法為規范人民日常生活之軌則，區判權利義務之准繩。吾國古代，雖無民法專書，而關於民事法則之見於載籍者，不勝枚舉，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於是有夫婦之倫，而家族制度由此以奠其始基。神農之世，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為商事之萌芽。黃帝統一區宇，劃野分疆，立步制畝，創井田之鴻規，社會經濟組織，由斯以立。唐虞夏商，文化日進，法制章明，於人事則期於化民成俗，於經濟則務在利用厚生。周遠紹堯舜，近鑒二代，法度燦然具備，舉凡關於婚姻、田土、錢債、宗祧諸制，均詳載於《周禮》。”自漢迄清，則均有“戶律”“戶婚律”等，將這些“細事”“摭取入律”，這些也均為“吾國固有之民法”。

盡管俞廉三、謝振民等舉出了我國自古即有民法的例証，不過，人們大抵也承認中國古代並沒有專門規定“人民與人民之關系”的民法，在晚清的民政部奏請定訂民律的奏折中寫道，“各國民法編制各殊，而要旨宏綱，大略相似。舉其犖犖大者，如物權法，定財產之主權﹔債權法，堅交際之信義﹔親族法，明倫理之關系﹔相續法，杜繼承之紛爭，靡不縷析條分，著為定律。中國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稱，見於尚書孔傳。歷代律文，戶婚諸條，實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才有制定專門的民律之必要。

只是民律的制定並非易事，因為民律“乃權利義務區判之准繩，凡居恆交際往還，無日不受其范圍。探厥旨要，尤在存誠去偽，阜物通財，促使國民日臻上治，功用之宏既較刑事等律為綦切，撰述之法實較刑事等律為更難。況我國幅員寥廓，邁越前朝，南朔東西自為風氣，若不注重斠一，誠恐將來頒布，難獲推暨之功。”只是我國“民律”可謂命途多舛，在清末時雖已草案既成，卻因后續的清廷覆亡及北洋政局的動蕩，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才集二十年定訂、纂修之功，完成了民法的頒行。

新中國成立后，民法的制定也是歷經波折，我們雖在建國初期即已有《婚姻法》的頒行，但民法其他分支的制定卻躑躅難行。直到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步入正軌，才有《民法通則》《繼承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等的相繼問世，也最終才有今年系統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出台。

《民法典》的頒布之所以值得人們彈冠相慶，是因為民法雖然規范的都是如前文所述的瑣碎事情，然而正是這些“細事”，構成了我們每個人的日常，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好，不僅會影響個人的心情和生活質量，有的甚至會成為引發其他社會問題的導火索，因此，“細事”入“典”本身，不僅意味著“細事”的不可小覷，也預示著細事在國家治理中的分量。

只是法典剛剛頒布，在一片歡騰中，法律人應該保持足夠的理性與清醒。因為“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典的編纂是否符合立法的科學性，其體例的編排是否自洽，法典在實施中能否發揮定分止爭的效能，其內容是否真正回應了民眾的關切，是否體現了法律所應有的公平和正義，則還需未來時日的檢驗，而這絕非法學者的自娛與自喻，就能順勢成為“裡程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