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參與疫情防控的“下沉”干部,我和社區服務人員已經一起工作了一個月的時間。武漢市1.8萬社區工作者,需要負責全市共900萬居家生活市民的健康狀況排查以及生活需求,而我所下沉的社區是一個位於青山區、擁有600多戶居民的老舊社區。在與社區工作者一起並肩作戰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這一群體的不易。
除了要完成每日例行的疫情排查工作,他們還要為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幫助。社區全封閉管理期間,提倡居民網上購物以及設立“無接觸投遞”接收點。社區工作者們以社區為單位,為居民統一團購蔬菜和肉制品,並完成此后的發放和統計工作。此外,社區干部還要自己墊付購買調料、速凍食品等生活用品費用,以滿足少數居民的特殊需求。我所下沉社區的干部曾自掏1.1萬元在超市購買上述商品,然后以原價賣給社區居民。
疫情發生后,全國向武漢市捐贈了大量愛心生活物資,將這些物資分發到每戶居民的任務也落到了社區工作者的肩上。我之前曾協同社區工作人員一起去街道倉庫拖運山東省捐贈的砂糖橘。我們用鏟車前后運輸了12次,總共運回了48箱砂糖橘。社區干部及志願者們一顆顆清理掉長霉或擠壞的橘子,最后將挑出的30多箱橘子送到有需求的居民手中。
針對孤寡老人以及出行不便的居民,社區干部還採取特事特辦的方式,代替他們出門購買所需的重症藥品,並爬樓梯將菜品送到困難居民家中。上周在給孤寡老人打電話進行例行疫情排查時,一位太婆接到電話后和我聊了5分鐘,她一再囑咐我替她感謝社區干部和志願者給予她的特殊照顧,為她解決了生活的后顧之憂。
社區服務者為了完成防控值守、入戶排查以及生活保障等事項,平均每天工作時長都超過15個小時。我所下沉社區的書記在沒封城前就把7歲的女兒送到奶奶家,由於在社區一線工作,她已有接近兩個月沒見過自己的女兒,隻能偶爾擠出晚上的短暫時間與她視頻。這些心酸的細節,是多數能與家人待在一起的市民們所無法知曉的。
德國學者諾埃勒·諾依曼曾提出“沉默的螺旋”這一概念,大眾媒體在形成和引導輿論的時候發揮作用,那些被廣泛關注和討論的優勢意見會形成增勢而不斷擴散,而那些被忽視的群體和聲音可能越來越沉默下去。在抗擊疫情期間,社會焦點往往被投射在前線的醫護人員、治愈的病患以及專家群體上,那些承擔大量基礎保障性工作的社區工作者卻隱藏在背光處,他們的壓力、委屈和訴求較少被公眾所獲知。
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近日印發通知,明確提出關心關愛疫情防控一線城鄉社區工作者的八項措施,包括給予適當工作補助、改善防護條件、切實減負減壓等。現階段,需要逐漸落實社區工作者輪休制度,多關注他們的家庭生活狀況。同時,需要借助心理輔導的方式,緩解他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所產生的壓力和焦慮。
社區工作者是街道選聘從事基層服務的群體,他們的工作繁重瑣碎但工資待遇卻較低。經過這一次疫情防控阻擊戰后,應該逐步提升該職業的收入待遇,暢通社區工作者向上晉升的渠道,讓更多有意願從事社區服務工作的人擁有職業認同感和歸屬感。
(作者系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