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做新時代的理性愛國者

　　一

　　讓我們把時間的指針撥回開天辟地的時刻：歷史的風雲匯聚在北平這座中華千年文明古都的上空，“中國”這個千百年來寄托著無數人熾熱情感的古老概念，在70年前的那一天，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被賦予嶄新的意義。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庄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這震撼世界的時刻，天安門城樓上的開國元勛與城樓下歡呼雀躍的人群遙遙相望，百感交集。這些壯懷激烈的人們，有著同一個名字：愛國者。正是在他們的不懈奮斗之下，中國人民才打跑了侵略者與殖民者，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並在戰后的滿目瘡痍中，創造出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中國。

　　因為有了這樣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懷，新中國得以建立和成長﹔從站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征程中，處處可見愛國者們奮勇拼搏、砥礪前行的身影。新中國走過的70年輝煌歷程，是愛國者與共和國相伴同行的70年，也是他們奮斗不息的70年。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列寧曾指出：“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這是有道理的，但凡成長生活於某一民族國家，無論什麼職業，無論何種學識，對祖國的依戀和歸屬都與生俱來。但是，把愛國主義放在全球格局裡審視，與別國發生關系的時候，愛國就不應止於情感，而還應訴諸理性。

　　在建設現代化強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時代，我們需要怎樣的愛國主義？或者說，什麼樣的愛國主義，才能承載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神聖的使命？

　　二

　　面對愛國與愛國主義，難免有人疑惑：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限日益減弱，世界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地球村”時，我們是否還需要舉起愛國主義這面旗幟，還需不需要繼承發揚愛國傳統？對於這樣的設問，在中國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西方思想家托夫勒，就曾在其未來學名作《第三次浪潮》中，做過否定的預言。托夫勒堅信，伴隨著“第三次浪潮”的到來，民族主義將會走向崩潰與消亡，成為“一個危險的時代錯誤”。

　　然而，21世紀的事實，卻並未應驗托夫勒的預言。

　　盡管全球領域的“第三次浪潮”仍在進行中，全球化也從未止步，但從近些年的世界政局中可以看到，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正被激活和強化，而非走向消亡。這一趨勢証明了托夫勒預言的失敗，也証明了隻要民族國家依然存在，就必然需要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為其提供凝聚力與推動力。

　　尤其是那些后發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依然是其最富感召力的意識形態。當他們面向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面對更為激烈的競爭時，越來越多地選擇用民族主義來激發人民的使命感和企業的進取心。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前所未有的集體性崛起，已成為當今世界有目共睹的現實景觀。

　　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是否還需要愛國”這個問題的答案，無疑肯定而清晰——愛國與愛國主義精神在過去、現在、未來都不可或缺，正如習近平所說： “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

　　三

　　世界的風雲變幻中，有著大國崛起的波瀾壯闊。透過其他國家發展的歷史脈絡，我們可以看到，愛國主義既有對傳統精神文化的繼承，亦在國家身份定位的變化中，產生新的內涵。

　　1776年，當13個殖民地的代表簽署《美國獨立宣言》之時，“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新生的聯邦，不過是一個鬆散、弱小，相對於歐陸諸國大大落后的國家。作為長期被侵佔與剝奪的殖民地居民，早期的新大陸民眾將“美國人”這個本來算不上榮耀的身份，變成了新的精神坐標，以此構建政治共同體，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國家。

　　“美利堅合眾國”的國父們，塑造了與“弱國”身份相匹配的國家定位——創建與歐洲君主制度和帝國截然不同的共和國，使美國成為當時耀眼的“共和典范”。凝聚著“美國人”價值認同的國家意識，讓這個“孤立”於歐洲大陸的聯邦共和國迅速崛起，轉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與“移民國家”美國不同，作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則與我們有著更多類似的經歷。當西方駛來的“黑船”用武力強迫日本“開放國門”之時，屈辱激發了猛烈的愛國力量，一場“尊王攘夷”的運動，讓日本從封建的江戶時代，邁進了明治維新。近代日本的發軔始於“外侵”之下的民族自強，它讓日本正視自己與西方列強的差距，推行一系列“西化”政策，走上資本主義的維新之路。與此同時，日本帝國海軍、帝國大學等充滿軍國主義性質和國家榮譽感的社會、文化符號，也在國家的重構中應運而生。這樣的國家認同，與后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不無關系。

　　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崛起路徑中，形成了各自的國家認同和角色定位，由此產生不同的國民心理和價值認同。盡管在接續傳統、防止民粹方面，各國的經驗教訓不盡相同，但毫無疑問，國家和民族意識都曾是這些國家崛起復雜但有效的助推力。

　　四

　　新中國成立之前，國民黨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隻有9人去了台灣，60人選擇留在大陸﹔上世紀50年代，李四光、華羅庚、趙忠堯等一大批在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留學生，放棄優裕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回來建設新中國。對於他們而言，祖國不只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也不只是血脈相連的傳統文化，更是《共同綱領》所標定的國家未來，一種政治共同體的價值認同。

　　德國政治科學家多爾夫·施特恩貝格爾提出“憲法愛國主義”這一理念，指出國家的認同，應當是超越民族，而指向一個國家的人民所共同認同的憲制、國體與政治文化的。學者安德森則提出，民族國家是“想象中的共同體”，用以為人們提供共同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人們也需要共同的政治認同，如此才能更加自主、自覺、自願地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的願景一道努力。

　　國家認同，通常是指公民“個體主觀認可的、自己屬於某個國家的感受”，它是對國家政治結構、意識形態、主流文化、傳統價值的認可和接受，以及由此形成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自豪感。在此意義上，我們所愛的中國，不僅是承載著中華民族5000年文化與血脈的中國，也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受益於斯、奉獻於斯的社會主義中國。對社會主義中國之政體、國體與意識形態、政治文化的認同，是將我們凝聚成“中國人”的精神力量。

　　鄧小平曾經說：“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於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麼呢？港澳、台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麼叫愛國呢？” 作為一種建立在政治認同基礎上的國家認同，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隻有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有機統一，愛國主義才是鮮活的、真實的，這是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最重要的體現”。

　　五

　　2008年，北京奧運會。鄭永年在《奧運會當告別中國百年悲情》中寫道：“中國成功舉行奧運會有可能使得中國擺脫百年民族主義悲情。隻有擺脫了悲情，民族主義才能變得理性。當然，從百年悲情中擺脫出來並不是要忘記歷史，而是要意識到，除了民族主義，還有其他很多更為有效的方法來實現和保護國家利益。”

　　愛，是人類心靈當中最基本、最純真的感情沖動。因此，不論愛人還是愛國，其感情核心都是我們內心深處的激情——一種超乎理性的感性存在。但是，愛國的激情，必須經過理性的審視與過濾，使之得到沉澱與升華，才能真正成為有益於國家發展與進步的力量。

　　什麼是理性愛國？網絡上有這樣的回答：愛國是一種態度，不是一雙拳頭﹔愛國是一種理性，不是一根鐵棍﹔愛國是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好，不是去傷害自己的人民﹔愛國不是泄憤，而是要先愛法治，讓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與捍衛。這是對理性愛國的一種朴素理解。

　　社會學家韋伯將理性劃分成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所謂工具理性，在意的是結果而非過程，其取向和標准在於行動是否是“奏效的”，是否能夠引向我們期待取得的成果﹔而所謂價值理性，在意的則是過程而非結果，其取向和標准在於行動是不是“正確的”，是否能夠合乎我們對特定精神價值的追求。我們所說的理性愛國，既是在追求令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加富強、民主、和諧、文明、美麗的結果，也是在追求一種崇高的精神價值。

　　這種崇高價值，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以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在民族復興之路上，我們會遭遇各種困難和挑戰，甚至會受到遏制和打壓，但隻要我們秉持理性愛國主義，胸有目標，心有情懷，自能保持定力，和平崛起。上世紀80年代末，面對西方國家的壓力，鄧小平詼諧而又堅定地表示：我們別的本事沒有，抵制“制裁”還是夠資格的，用不了多久，那些參與“制裁”的國家會自己找上門的。

　　事實証明了鄧小平的判斷。世界格局的風雲變幻，讓中國時常站在“風口浪尖”，我們需要捍衛國家利益，堅持自己的道路，也要防止深陷悲情、盲目排外，將愛國變成極端民族主義。

　　六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伍修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銜特派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控訴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是非法、犯罪行為。當時，中國還沒有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在美國的操縱下，這個提案最后被否決。

　　21年后，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中國政府代表團第一次走進聯合國會場，坐在了自己國家的席位上。

　　2018年3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了中國提出的“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決議，首次將“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項中國理念，寫入聯合國決議。

　　有學者指出：近代以來，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從閉關鎖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二是封閉半封閉階段，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被封鎖、相對封閉環境中，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三是全方位對外開放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充分運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實現了中國同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革。

　　70年的光輝歲月，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當我們從“弱國”走向“強國”之時，中國人的心態也悄然發生著改變。正如一個人的強大離不開內心的強大一樣，一個國家的強大也離不開國民心態的強大。有人說：一個國家，隻有當她的人民獲得了與當前和未來發展相適應的大國心態，才可以真正稱之為大國。

　　大國崛起的精神支撐，便是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為核心的民族自信、國家自信。自信意味著獨立自主，既不會因為在意他人的評價，偏離自己前行的道路，也不會因為怯懦恐懼，而對外部世界充滿莫名的敵意﹔自信也意味著拒絕過度敏感的自卑，不動輒因為無足輕重的小事上綱上線，裹挾他人，制造對立﹔自信還意味著拒絕盲目自大，不陶醉於既有成就中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

　　對於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國與中國人而言，謙虛從容、泰然自若地與世界相處，保持定力同時兼具海納百川的氣度，才是真正的自信。帶著大國自信的愛國，才是與新時代精神相符的愛國方式。盡管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永遠都不能忘、也不該忘懷中國作為弱國備受欺凌的歷史，但歷史的屈辱，應當成為激勵我們奮發向上的正能量，而不是縈繞心頭無法散去的陰霾和夢魘。

　　七

　　今年6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蘋果公司將本土最后的生產線轉移至中國。路透社評論說，中國是蘋果手機的關鍵市場，也是蘋果產品的主要生產中心﹔在截至3月份的季度裡，蘋果公司總收入的近18%來自大中華區。

　　沃爾瑪、家樂福超市遍布中國的大城市，日本、歐洲的商業街上，可以看到華為的廣告和店面﹔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工廠……

　　我們享受著全球化所帶來的福利和便捷，也面對不斷洶涌的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世界不是變“平”了嗎？遠沒有這麼簡單，全球化打破了經濟壁壘，但是民族、文化、人心隔閡的壁壘，反倒有強化之勢。

　　此時，我們討論愛國主義，必然要考慮到全球化這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說，在曾經的人類歷史中，國與國之間更像一個黑暗叢林，充滿了殘酷的掠奪與競爭，那麼，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則是利益相互交織，變得更為錯綜復雜。

　　“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孑然獨立於世界之外，在一系列的利益交織中，很難再有一邊倒的博弈，更多的是相互妥協共同發展。作為一個受益於全球化正在崛起國家的愛國者，我們要積極做全球化的維護者。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發展到今天，已全面融入了世界，需要走出去，也必須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更要求我們帶著全球思維和共贏意識去看待世界、看待別國、看待自己。增強互聯互通，發揮比較優勢，暢通全球市場，共謀發展進步，這不僅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繁榮與發展，也符合中國與中華民族的利益，這也是一種愛國，只是它不再狹隘的“一國至上”，而是在共贏的思維下，去推進國家的崛起。

　　八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一個政黨，如一個人一樣，最寶貴的是歷盡滄桑，還懷有一顆赤子之心。”近百年來，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黨和人民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接續奮斗。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這個偉大夢想，當代中國人接下了最后沖刺的一棒。

　　中國夢是在愛國主義語境下提出來的。2012年，習近平同志在參觀展現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的展覽《復興之路》后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鮮明主題。”

　　自鴉片戰爭以來，為了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浴血奮戰。“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它積蓄了100多年的巨大精神能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將成為我國愛國主義主要的當代形態。

　　然而，中國的崛起歷程注定是充滿艱辛的。一個與西方意識形態迥異的巨型大國，以驚人的速度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給原來的領先者和現存秩序帶來的壓力和刺激可以想見，遭受誤解甚至阻擊也在所難免。

　　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在倫敦受阻，一個留學生看了BBC的轉播后給當時的中國駐英大使傅瑩寫信，表達了他的悲哀、憤怒以及不解。當時，許多中國青年都意識到，中國融入世界不是憑著一顆誠心就可以的，擋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這堵牆太厚重了。傅瑩感慨說，世界曾等待中國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國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認識中國。

　　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日重，國際環境的形勢日峻。越是接近山頂，自身發展的坡越陡，外來掣肘的風越狂，我們對當代愛國者的激情和理性寄予了雙重期待——我們需要空前的熱情推力，也需要加倍的理性導航，形成全民族的統一意志，最終完成國家的和平崛起。

　　未來30年是復興大業的關鍵期，當代青年是歷史選擇的“強國一代”。習近平總書記曾殷殷寄望：“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今天，新時代中國青年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既面臨著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時代使命。”

　　中國青年素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與別國不同，每一次中國青年運動都不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從來都是為國家和民族大義而奮爭。在現代化的路途中，鮮有國家像中國這樣，諸多重要的社會運動均以青年為主體，且均與民族復興這條主線緊密相連。從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到一二九運動﹔從爭做青年突擊手到向困難進軍到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從抗議美國炸館到護衛奧運火炬到止暴制亂守護香港，中國青年沖鋒在前，接續奮斗，敘寫了一首首壯麗的青春詩篇。

　　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不管前進路上有何種風雨，外面的風雲怎樣變幻，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愛國表現為對重大事件作出積極的應激反應，更表現為本職工作和學習中的踏實努力，在日常事務中見精神。真正的愛國者，始終抱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把每一個崗位都當作愛國的前線。

　　正如一位作家所寫的：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你怎樣，中國便怎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

　　晨曦已現，戰鼓催征。中國青年，請入列！

　　仲青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