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破解“寧交罰款不願整改”，辦法總是有的

　　在交了罰款就可以代替整改成為某種“通行証”的現實語境下，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為我們破解此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經驗借鑒。核心一點，就是不停留於“一罰了之”的罰款層面，而是拓展到解決問題的層面。

　　一面是企業“寧交罰款不願整改”，一面是環保執法越來越嚴格，罰單不斷增多——據7月31日《工人日報》報道，最高法在日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如何處理企業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讓企業“寧交罰款不願整改”成為過去，給出了答案——“在具體個案中努力找准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人民群眾環境權益之間的平衡點。”

　　平衡企業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從來就不是容易事。尤其對一些“排污大戶”的企業而言，要求其花大價錢提升技術、減排達標，無異於大出血，甚至是“要命”。因而，“寧交罰款不願整改”成了這些企業硬著頭皮的選擇。

　　比如，去年，中部某省環保部門對一家污染企業先后下達整改督辦通知、停止違法行為決定等文書33份，罰款30余萬元，但中央環保督察組對該省“回頭看”時，發現這家企業仍然“污水排河道，煤泥堆岸邊”。一時間，“33張罰單管不住一個企業”的新聞令人頗有些無力感。

　　執法是“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懲處是“決不姑息、決不縱容”，甚至有時還是頂格處罰。但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地方仍然出現了“排污—罰款—繼續排污—繼續罰款”的怪現象。

　　原因之一就是違法成本過低，以建設項目為例，其環境違法行為最高罰款為20萬元，但與大型工程動輒百十億元的投資相比，“毛毛雨”似的罰款遏制不住企業違法排污的沖動。

　　其次，掙扎於環保與經濟效益間的企業多為中小微型企業，在綠色轉型升級和加強污染治理的任務面前，其資金實力、技術能力等成為顯著的短板，想要平衡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往往也無計可施。

　　此外，一些地方出於保護利稅大戶、招商引資等心態，難免也會對其環境違法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比如，在中央環保督察組檢查那家被開33張罰單的企業時，仍有基層領導干部為之“站台”。

　　在交了罰款就可以代替整改成為某種“通行証”的現實語境下，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為我們破解此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經驗借鑒。

　　一方面，本著就事論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對那些曾經“罰不痛”“罰不怕”“不怕罰”的企業和責任人，依據“兩高”出台的司法解釋、“最嚴環保法”，以及按日計罰等措施實施懲戒，形成有效震懾。在環保執法實踐中，就有違排企業吃過近億元環保罰單，也有違法責任人因環境污染犯罪而獲刑。

　　另一方面，創新工作思路，為解決問題尋找更多可能。2017年江蘇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中，6家被告企業非法排放副產酸（危廢液體）造成水污染，法院判決其賠償環境修復費用1.6億余元，但對該費用的支付方式進行了創新——如果企業能夠通過技術改造對副產酸進行循環利用，其技術改造費用可以在環境修復賠償金的40%額度內抵扣。這不僅減輕了被告企業的經濟壓力，也促進了企業技術改造，詮釋了“罰款不是目的，環境保護和修復才是目的”。

　　上述實踐經驗的核心一點，就是不停留於“一罰了之”的罰款層面，而是拓展到解決問題的層面。這是值得很多行業和領域學習之處。比如酒店布草重復使用、食品加工衛生、工程建設噪聲污染等，除了依法處罰之外，能否創新更多有效的舉措，既可以讓企業從處罰中接受教訓，又能從長遠角度切實解決問題？

　　讓“寧交罰款不願整改”不再是如意算盤，關鍵要防止鐘擺效應——檢查來了，數據美麗﹔檢查過去了，一切照舊﹔查出問題，交錢了事﹔查不出問題，皆大歡喜。

　　除了嚴格依法處罰違法者之外，亂象治理、形成長效機制無疑是復雜而長期的工作。從其他地方和領域學習創新經驗，探索更有實效的治理舉措，是當前包括環境治理在內的諸多領域破解老大難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