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標准是個好工具，但不能成為團體利益的“工具”，而要為產業發展立好“路標”，為消費者維權提供有力保障

　　近期，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牽頭制定的《生食三文魚》團體標准出台，將淡水養殖的虹鱒定義為三文魚的一種。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幾乎是一邊倒地質疑和反對。

　　虹鱒魚到底是不是三文魚？企業、專家、消費者各執一詞。面對各方爭論，行業協會及時牽頭出台相關標准，答疑解惑、填補空白，改變此前類似市場風波中標准滯后、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局面，本該得到點贊，可為何會遭到輿論質疑呢？

　　問題在於標准的科學性、權威性欠缺。此次出台的《生食三文魚》團體標准，在未給出合理解釋的情形下，簡單地將虹鱒魚定義為三文魚，擴展了三文魚的范疇，打破了消費者關於三文魚為深海魚的認識。“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僅僅一條江河的間隔，就會有“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的巨大區別，何況“海水”與“淡水”對魚類的影響，恐怕比“橘生淮南淮北”的差異更大。更進一步說，即使標准制定方能從學術上証明虹鱒在營養價值、口感等各方面與大西洋鲑無異，要想打破大眾已經接受了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仍需進一步拿出科學論証，全面詳實地回應公眾對於寄生虫風險、儲運加工條件等問題的疑慮。

　　更何況，虹鱒是否可歸屬三文魚，雖貌似一個學術與產業問題，但其影響著消費者的“胃口”，更是一個市場問題。根據行業協會的團體標准，今后，商家可“名正言順”地將虹鱒冠上三文魚的名稱出售。雖說團體標准交由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但以《生食三文魚》標准為例，“海水”魚和“淡水”魚的市場供應量、份額和價格等都會發生變化，在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優”未必勝，“劣”未必汰，影響市場公平競爭格局。此外，對消費者而言，虹鱒與大西洋鲑售價相差數倍，肉眼又難以辨別，極有可能花了大價錢買回不喜愛的魚，實則也是對消費者知情權、自主選擇權的傷害。

　　標准是工業時代的產物，也是市場競爭的“利器”。目前，國際標准的競爭也以團體標准為主。相較於國家標准，團體標准靈活性高，對問題反應速度快，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是標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實行標准化改革后，首次給予了團體標准法律地位，並免予行政審批，積極鼓勵團體標准發展。

　　但團體標准的屬性決定了其天然基因裡攜帶著團體利益。如何在團體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實現平衡呢？對團體標准制定者而言，以標准為其利益代言是競爭的新手段，但標准的生命力在於實施。如果一份標准僅僅代表團體利益而缺乏科學性，甚至忽視公眾訴求、犧牲公眾利益，那麼，其執行力必然打折扣，最終也將遭到市場淘汰。

　　團體標准是個好工具，但一定得用好、管好。相關部門在大力鼓勵和發展團體標准、發揮團體標准重要作用的同時，應當避免團體標准成為團體利益的“工具”。要為團體標准立好規矩，放開准入但不放鬆管理，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讓團體標准既保持競爭性，同時也不失公益性，為產業發展立好“路標”，為消費者維權提供有力保障。

　　《 人民日報 》（ 2018年09月07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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