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之痛：莫讓托育服務處於監管空白

近日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持續發酵。托育機構內發生如此惡劣行徑，在激起公眾心痛與憤怒的同時，也值得進一步追問與思考：這一幕症結何在？民辦“職工親子工作室”何去何從？如何讓兒童被安全健康地托管，家長不再提心吊膽？

“職工親子工作室”並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事物。“跟著父母去上班”是不少70后、80后的集體回憶。如今，依托機關、企事業單位、部隊開辦的幼兒園和托兒所已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浪潮下逐漸消失。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遷徙已經成為，並仍將會是我國人口發展及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現象。越來越多的兒童出生在城市，他們的祖輩還大多留在家鄉，地理上的阻隔使得隔代照料面臨困難。

一面是公辦職工托兒所的蹤跡難尋，祖輩代為照看的力不從心，一面是社會托育服務供給的嚴重缺位。實際上，由於資源緊張與供需矛盾，從嬰兒出生后的月嫂看護，到幼兒階段的托育，學前階段的早教，無不成為擺在年輕人面前的一道障礙：要麼承受高昂的價格爭取稀缺資源，要麼困頓於不敢生育的恐慌之中。這種情況之下，由具備資金實力和場地條件的企業承辦職工親子工作室，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不失為一個值得探索的托育模式。

近年來已有一些企事業單位開設起親子工作室作為職工福利，例如北京的京東總部、廣州的科匯金谷園區等均設立起職工“托兒所”“保育園”。僅從攜程親子園所在的上海市來看，根據上海市總工會公布的數據，截止今年8月，該市職工親子工作室已達68家。這一托幼形式解決了職工照料子女與職業發展無法兼顧的難題，本是一樁兩全其美的好事，又何以適得其反，遭到質疑？

在虐童事件引起公眾憤怒，引發輿論討伐之后，攜程親子園的資質問題也浮出水面：在上海市婦聯的“牽線”之下，攜程將親子園托管給第三方機構，即海市婦聯旗下《現代家庭》雜志社讀者服務部的“為了孩子學苑”，但后者的經營范圍並未明確包括教育培訓。同時，上海市長寧區教育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攜程親子園只是攜程內部職工子女的托管點，未在教育部門備案，不屬於正規的教育機構。

實際上，不少民辦親子園在工商注冊時，往往是以教育咨詢公司的名義，然而這類公司是否証照齊全則難以保証。“無証無照”的背后反映出深層次的問題。隨著教育改革市場化，民辦教育機構一擁而入，存在魚龍混雜的客觀現象。同時，在“二孩經濟”的拉動下，母嬰市場成為一塊炙手可熱的蛋糕，早教與托育機構蜂擁而至。然而，教育具有公益性，如果落入屈從於逐利性的人手中，那麼兒童接受到的教育服務質量與身心健康安全則無從保障。如何解決？將職工親子工作室一關了之，孩子將何去何從？老問題又會卷土重來。症結不解，頑疾不去。

“堵”不如“疏”。筆者認為，可靠建立標准和加強監管，引導民辦職工親子工作室向規范健康發展，使之成為公立機構的有益補充。一方面，為包括“職工親子工作室”這一形式在內的民辦親子園建立行業標准，明確准入機制、申辦政策和指導流程等，讓有意願的社會主體有章可依，同時也形成有效制約——資金能力、辦園經驗、人員資質等通過審核才可准入。另一方面，由於職工親子工作室主要針對0-3歲嬰幼兒早教市場開設，不屬於幼兒教育和義務教育階段，尚且處於監管空白地帶。對此要靠教育行政部門和工商管理部門攜手發力，面對日益多元的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不能留有監管死角。此外，出台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以法制手段保障嬰幼兒托育服務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如此，形成一個幼有所托，老有所依的健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