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紛紛使用“困境”“衰落”“倒退”等概念和話語來指稱當代西方政治危機的現狀和趨勢。例如，一些西方研究機構發布評估報告，指出全球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出現退步。今年2月，美國學者福山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一向以“民主和自由的世界”自我標榜的歐美國家陷入政治困境和民主倒退，並不是偶然的現象。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並反作用於經濟。西方國家金融危機與政治危機相繼發生，表明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由經濟領域蔓延到政治領域，系統性、嚴重性和頑固性特征越來越明顯。

　　對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兩面性，使西方的普選民主走進死胡同

　　從選舉制度看，每隔幾年上演一次的總統、州長、議員等選舉，日益淪為富豪、權貴角逐的把戲和滋生民粹主義的溫床。馬克思曾深刻指出，“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選舉的性質並不取決於這個名稱，而是取決於經濟基礎，取決於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2014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麼問題》一文中寫道：2000年以來，民主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民主隻剩下選舉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運轉所需的權利和體制保障。”美國《紐約時報》和全國廣播公司聯合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至少84%的選民認為，如今的美國選舉中流入了“太多金錢”﹔85%的選民認為，除非改革或徹底重建美國的選舉制度，否則無法改變“金錢政治”的狀況。就連美國前總統卡特也承認：“無限制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美國的“政治體系已遭到顛覆，它只是用來為主要的獻金者提供回報”。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表現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統治階級既要維護資產者的自由民主權利以及少數人的特權，又要利用大眾的非理性及其手中的選票來支持自己。這種對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兩面性，使西方所謂的“普選民主”走進了死胡同。

　　多黨輪流執政、政黨分肥、政黨攻訐造成持續的政局動蕩

　　從政黨制度看，多黨輪流執政、政黨分肥、政黨攻訐造成政局動蕩，暴露出西方政黨政治的嚴重弊病。在西方憲政模式中，執政主體實質上是佔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而佔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卻被視為“多數人的暴政”。在選舉中，各政黨為吸引選民而輕率許諾，相互指責謾罵﹔獲勝的政黨對支持者投桃報李、論功行賞，對政府公共資源隨意分配，就像戰爭中的獲勝者瓜分戰利品一樣。這種政黨分肥、黨爭不斷卻不解決民眾實際問題的政黨制度，招致西方民眾的極大不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桑德斯、特朗普這些“叛逆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反映了人們對傳統兩黨政治的厭倦和失望。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美國，“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后取得職位作為報酬。“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三權分立”蛻變為權力掣肘，使政府不能就經濟社會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

　　從政府體制看，黨派競爭常常異化為政治惡斗，“三權分立”蛻變為權力掣肘，“否決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經濟社會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甚至出現政府運轉失靈。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爭屢屢導致政府預算案難獲通過，聯邦政府近20次被迫關門，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2013年。每次聯邦政府關門都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影響民眾正常生活。國會在美國政府中算是最為“民主”的機構，因為議員是普選產生的，但近幾年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9%。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查爾斯·庫普乾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民主的隱憂》一文，指出：“自共和黨2010年獲得眾議院控制權以來，黨派對抗阻擋了幾乎所有問題的前進步伐。促進經濟增長的法案要麼未獲通過，要麼被明顯打折沒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變暖的立法甚至根本無法擺上桌面。無效的治理，加上日復一日的黨派斗爭，已經將公眾對國會的支持率降至歷史低點。”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議會、政府和法院常常相互拆台、打架，政府債台高筑、運轉失靈，根本沒有實現民主的現實基礎﹔西方民主輸出到中東、蘇東等地區，造成經濟蕭條和社會沖突。可以說，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進入了一個“回潮期”或“衰退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為空中樓閣，大資產階級的人治和專制主導資本主義法治運行

　　從法律體系看，西方雖然標榜“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受金融財團和權勢集團的影響，主導資本主義法治運行的實質上是大資產階級的人治和專制。在美國，憲法解釋權被聯邦最高法院的9個大法官所掌握。他們由總統提名而非選舉產生，既不對民眾負責，也不受議會控制。他們大都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學家、律師和政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華爾街的資本家不僅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反而竭力游說國會，試圖扼殺所有金融監管法案，導致監管華爾街、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頒布多年后仍是一紙空文。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屬言論自由為借口，裁定政府限制企業、工會等的政治捐款違憲﹔2014年又進一步取消個人對候選人和政黨的捐款上限。這就使資金可以無限制流入美國的政治和司法領域，為有錢人影響政治的“言論自由”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在日本，安倍政府公然繞過憲法的規定，通過新安保法、架空和平憲法，這不能不說是對西方憲政民主的極大諷刺。

　　當代西方政治危機不是偶然的、短暫的現象，而是金融壟斷資本加強剝削統治的必然產物，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主權在民”的理念和“憲政民主”的價值，不斷被“多數人統治”的抽象形式與資產者專政的實質內容之間的矛盾、少數發達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與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之間的矛盾所証偽和否定。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萊昂內爾·巴伯把跨國公司、國際銀行和卡特爾組織稱作“利維坦”，認為這些龐大的壟斷組織已成為民主的敵人。埃及著名學者阿明也警示人們：再也不能接受“所謂民主與資本主義一致的觀念”了，一定要清醒認識當前資本主義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潛藏著專制主義”。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歷史命運時深刻指出：“當資本開始感到並且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時，它就在這樣一些形式中尋找避難所，這些形式雖然看來使資本的統治完成，同時由於束縛自由競爭卻預告了資本的解體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解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強烈地意識到自身成為發展的限制，它被迫在加強政府管制、反全球化、助長民粹主義等形式中尋找避難所，但終究不能扭轉資本主義走向沒落的歷史大趨勢。美國奧巴馬政府為振興經濟和恢復兩黨合作所作努力的失敗，暴露出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功能的系統性失調。美國著名學者萊斯比特觀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西方民主體制的弊端頻頻暴露，低效率、猶豫不決﹔與此同時，中國民主體制的優勢卻在逐步彰顯快速、高效率。”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鮮明對比，社會主義制度在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中顯示出巨大優越性。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

　　《 人民日報 》（ 2017年08月06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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