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大肆標榜自己的兩黨制、多黨制，認為隻有西方政黨制度才體現了民主的真諦，並極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政黨制度。但近年來，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亂象頻現，還時常飛出“黑天鵝”，讓人大跌眼鏡。西方政黨政治到底怎麼了？本期觀察版的幾篇文章圍繞西方政黨政治遭遇的困境進行了分析。

——編  者

政黨博弈惡果頻現西方政黨政治陷入泥潭（人民觀察）

柴尚金

前些年，一部可謂“白宮甄嬛傳”的電視劇《紙牌屋》引起不少人對美國官場權力游戲的討論。此后，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更引起了人們對西方政黨政治的關注。西方政黨政治的發展實踐一再証明，西方的政黨制衡與博弈，多以裹挾民意、綁架國家利益、加速國家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為代價。這一點在當今西方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

政黨惡斗加劇政治極化

西方國家的政治運作基本上是以政黨為載體的，執政黨和反對黨經常實現角色互換，“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鐘擺效應成為常態。隨著政黨博弈愈演愈烈，政客為取悅輿論或特定選民，往往特立獨行走極端，導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決政治”盛行，從而加劇了政治極化和朝野矛盾。近年來，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兩黨在執政中的分歧不斷拉大，政治極化更加明顯。美國國會在討論有關議案時，以黨派劃線，為反對而反對成為普遍現象。比如，由時任總統奧巴馬倡導、民主黨議員全力推動的醫改法案在國會表決時，參眾兩院中的共和黨議員極力反對該法案。美國《外交雜志》評論認為，美國國會實際上是一群極端分子在作戰。奧巴馬在去年初的國情咨文中無奈坦言，其任內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成功彌合黨派分歧和處理好府院關系，稱美國必須作出系統性改革才能贏得未來。特朗普當選總統后，美國政治極化的現象更加明顯，共和黨、民主黨兩黨的爭斗趨於白熱化。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許多實行西方政黨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和在野黨也往往尖銳對立，政壇亂象不斷。最近，委內瑞拉反對黨正義第一黨領袖卡普裡萊斯、反對黨議員團主席博爾赫斯等結成的反對黨聯盟“民主團結圓桌會議”，試圖通過煽動街頭暴力和抵制舉行制憲大會等將總統馬杜羅拉下馬，現政府和反對派嚴重對立，勢同水火。

政見分歧導致議會立法和監督功能不斷弱化

議會裡多黨制衡雖可防止政府攬權，但往往容易導致政府“短命”，更導致議會運行效率低下，立法和監督功能不斷弱化。比如，意大利政府更迭頻率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多年來還沒有一個政黨能獲得議會過半數席位而單獨組成政府並長期執政。為改變政府軟弱短命局面，去年12月，年輕氣盛的民主黨總書記倫齊當選為意大利總理后，立即推動修憲公投，試圖將議會兩院合並，縮小議會權力，讓政府有更大作為。但意大利“五星運動”等反對力量借民粹情緒，把公投變成實現自身政治利益的倒閣行動，倫齊修憲努力落空，不得不宣布辭職。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稱，“這就是典型的意大利政治，總理不斷成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在號稱“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議會內的黨派斗爭愈演愈烈，議會立法被迫停擺已成常態。2016年印度議會冬季會期是莫迪政府執政以來停擺時間最長、爭議最激烈、成果最少的一次會議，各派圍繞莫迪推出的貨幣改革新政反復角力，主要反對黨聯手以各種方式阻礙議會正常運行。由於許多涉及民生的法案在議會無法通過，迫使印度最高法院卷入諸如規定垃圾處理方式、限制節日期間使用公共揚聲器和燃放鞭炮等社區事務管理之中，司法無法可依困局頻現。歐洲左右翼政黨政策主張雖大同小異，但執政黨和反對黨往往相互掣肘，議會成為角斗場，議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也在不斷弱化。

政黨民粹化惡化了政治生態

當前，西方一些政黨挾持民意，對抗傳統精英政治，政黨理念主張和活動方式日益民粹化。一些草根型政治領袖借助民眾對現行國家治理體制機制的不滿，批判當前政治的腐敗和議會民主的低效無能，其反傳統、反權威受到民眾歡迎，從而贏得較高支持率。意大利“五星運動”是典型的民粹政黨，它高舉“人民反抗上層統治”“讓所有政治人物回家”等旗幟，一度引發草根階層的狂熱追捧，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從社交群聊到正式組建政黨、從政壇新手到議會第二大力量的飛躍，改寫了意大利自由人民黨和民主黨兩大主流政黨近20年來輪流執政的歷史。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一個原因，是他迎合了美國國內反精英政治的民粹情緒，利用了很多美國人對華盛頓政治精英不信任的心態。在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前，美國民粹政黨“茶黨”發起人佩林就力挺特朗普，稱他是改變美國政治現狀的合適人選。但特朗普上台后選擇兩個富商來管理與底層社會聯系密切的教育部與勞工部，讓這次投特朗普票的人又失望了，他們開始質疑這個自稱體現全民意志的“先進民主”制度到底怎麼了。

國家重要決策被利益集團綁架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美國的民主政體已阻礙能真正促進公益的政策或改革的形成。奧地利國民議會議員雅若林認為，西方政黨政治黨爭無休無止，導致重要決策被利益集團綁架。特朗普善於借助共和黨保守派力量，將一些個人主張轉化為共和黨政策，以黨派甚至個人意志替代全民共識。美國新國會履職第一天，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邁克·恩茨就拿出一份決議案，提出利用預算授權法案使奧巴馬醫改法案實際癱瘓。此舉招致民主黨人強烈不滿，認為“不能還沒想好新的醫療方案就讓3000萬民眾失去醫保”。特朗普放鬆政府監管、減稅讓利、廢除醫保法案等顛覆性政策，被認為是以共和黨保守派的利益沖動代替國家利益和民主共識。英國獨立黨、意大利“五星運動”等歐洲民粹政黨利用部分民眾反經濟全球化、反歐盟、反歐元的不滿情緒來宣泄反精英政治的訴求，並聲稱這是順從“人民的選擇”。實際上，民粹政黨並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也不是有擔當、負責任的政黨，它們既沒有對反經濟全球化、反歐盟、退出歐元區的結果有任何對策，也沒有對未來國家發展提出自己的建設性意見，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民粹政黨裹挾民意，以破壞經濟全球化和現行秩序為目的，對於國家發展沒有任何益處。

（作者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研究員）

==============================================

政黨博弈損害國家利益（大家手筆）

周淑真

政黨的興起是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西方政黨政治中，政黨就是圍繞奪取政權、維護政權和參與政權而開展活動的政治組織。政黨之間圍繞權力進行博弈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常態，雖然這種博弈有利於政黨之間相互監督，但它往往是以妨礙國家發展進步為代價的。近年來，西方政黨政治日益遭遇困境：2016年美國共和黨的特朗普贏得大選，就任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顛覆了很多人對傳統政黨領袖的認知﹔2017年法國馬克龍領導的政黨“前進運動”贏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打破了法國傳統政治格局﹔2017年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提前3年舉行議會選舉，本意是想讓保守黨在議會裡再多拿一些席位，結果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議會絕對多數席位，導致“懸浮內閣”出現，留給英國一個沒有共識的爛攤子﹔2017年9月，德國將舉行大選，形勢可謂扑朔迷離。西方政黨政治遭遇的困境，不僅可能給國際體系建設和國際協作帶來重大障礙，而且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自身的發展。具體而言，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反對黨的競爭會威脅國家的統一，特別是存在地方性政黨的國家。追求地方利益甚至謀求獨立的地方性政黨（如英國的蘇格蘭民族黨）與全國性政黨之間的競爭，容易造成國家分裂。

二是政黨博弈過程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如各政黨候選人通過中傷、抹黑對方以贏得選舉的做法，會嚴重影響國家和政府的形象。2016年美國大選從兩黨內部的初選開始，可謂“亂”字當頭、意外頻發，最后進行角逐的希拉裡與特朗普兩位總統候選人則是爭議不斷。從希拉裡的“郵件門”“健康門”到特朗普的“錄音門”“避稅門”，令人大跌眼鏡。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希拉裡與特朗普比拼的重點不是用政策差異吸引選民，而是看“互黑”的手段。這場亂象頻現的大選帶給選民的是失望和憤怒。同時，新舊總統在政權交接階段的纏斗厮打，改變了人們對美國政黨政治運行規則和競爭方式的認知。

三是政黨博弈使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環境，國家重大發展戰略難以有效推進。在西方政黨制度下，很難產生強有力的、得到多數民眾支持的多數黨政府，最后一般是由多黨聯盟組成聯合政府，導致政局不穩、政府更替頻繁。同時，由於選舉周期的限制，各種選舉持續不斷，難以為政府施政提供安定的環境。此外，由於政黨之間的對立和競爭，贏得選舉的政黨勢必排斥敵對政黨的人才，這種人才資源的浪費也是國家的損失。

四是政黨博弈使西方政黨成為分化社會的工具。在西方政黨政治中，反對黨通常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反對黨的政治活動並不具有建設性，很少能提出新的政策主張讓選民考慮選擇。西方政黨政治在政治上的競爭，與一個國家發展所應強調的凝聚共識相違背，也與政黨是社會力量的整合載體的傳統理念相沖突。可以說，西方國家政黨現在已經演變成分化社會的工具。

政黨是連接國家和社會的橋梁。從理論上講，國家利益應該是西方國家執政黨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出發點﹔但事實上，國家利益的公共性與執政黨的特殊利益追求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沖突。國家利益所包含的內容極為廣泛，大至國家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離不開國家的社會公共管理，國家在基本建設、公共衛生、國民教育、交通運輸、社會福利、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科研規劃等社會公共生活中起著主導作用。但是，在西方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情況下，理性的公共政策因為政黨博弈很難形成，更難以持續實施。比如，“奧巴馬醫改”是奧巴馬執政8年苦心經營的最重要改革，被其視為最重要的政績﹔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代表民主黨“亞太再平衡戰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特朗普上台后，這些都被一筆勾銷。再來看歐洲，歐洲是一個福利社會，民主和福利幾乎是一體的。歐洲國家的選舉往往成為候選人之間的“福利拍賣會”。選民在投票時實際上不會進行多少理性思考，而是簡單地看哪一個候選人承諾為自己帶來更多的福利，事實上任何政黨上台后都不可能完全兌現其承諾。正因為如此，歐洲國家執政黨與民眾漸行漸遠。在不能達成政策共識時，歐洲國家動輒訴諸公投，公投又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很顯然，當前西方政黨政治遭遇的困境已積重難返。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

“民主輕喜劇”背后挑戰嚴峻 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三重危機

郇慶治

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憲公投，2016年11月的特朗普當選美國新一屆總統，2017年差點又飛出一隻“黑天鵝”的法國大選，以及彌漫著政治不確定性的即將到來的德國大選，是當代西方國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矚目的景象。在這種看似“民主輕喜劇”的喧囂背后，是當代西方政黨政治面臨的嚴峻挑戰。可以說，當代西方政黨政治正陷入內源性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主流政黨政策選擇供給的危機。這種危機顯然是歐盟國家中主流政黨所面臨的共同困境。總體而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尤其是伴隨1993年歐盟成立以來的“更緊密歐洲”建設，涵蓋28個成員國的歐盟統一市場和管治框架已經基本形成。這意味著歐盟市場已經是一個均質化或自由流動性很強的統一性市場，而歐盟政體也已經是一個管治權限（尤其是在經濟領域）較集中的（准）超國家政府。在這一趨勢作用下，歐盟成員國中即便是像法國這樣的核心大國，也已經很難獨立制定實施自己的經濟政策，哪怕是在最近幾年歐洲金融與債務形勢處於嚴重危機的極端情形下。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中的主流政黨，其實已經無法做到根據本國實際提出既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又不違背歐盟財政規則、同時還代表自己政治支持者利益要求的政策主張。其結果必然是，作為最可能組閣執政的主流政黨，它們的政治主張、政策主張變得日漸趨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選擇的政黨政治功能。除了歐洲，美國政黨政治似乎也遭遇了這樣一種困境。在如何正確回應當代美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傳統中產階層裂變和解體、貧困群體類型與數量急劇擴張這一問題上，連續執政兩屆的奧巴馬政府和民主黨、剛剛上台執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從根本上說都不能提出正確的政治主張、提供適當的政策選擇。

激進小政黨政治代表性的危機。政黨在政治沖突中具有政治代表性。在西方現代社會所形成的政治沖突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相應地，西方各國政黨政治首先表現為社會主義左翼政黨和資產階級右翼（保守）政黨之間的政治較量，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左右政治”。但在現實中，“左右政治”競爭並沒有替代或消除其他向度下的政黨沖突，如城市與鄉村、中心與邊緣、物質主義與后物質主義等之間的沖突。單純從選舉政治和議會政治角度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左翼政黨和資產階級右翼（保守）政黨，其他一些小規模政黨的影響大都微不足道，但由於它們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中的特定政治沖突類型，因而有著遠遠超出其選舉實力的重要性。換言之，對小政黨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選舉實力。而且，選舉實力較弱的小政黨，往往有著更激進的意識形態取向。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綠黨，它最初的政治口號就是反既存體制、反政黨本身，立志代表非左非右的“正前方”。如果說以綠黨為代表的激進小政黨仍明顯地展現了其政治代表性——將生態環境保護維度納入西方主流政治，那麼，最近一波崛起的新極右翼主義或新民粹主義政黨則遭遇嚴重的政治代表性挑戰。進入新世紀后，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極右翼政黨已經從一種更多具有象征性意義並與個別政治家相聯系的另類性政黨，發展成為一種普通性政黨。而真正的問題是，激進小政黨所提出的政策選擇很難說是代表區域整體利益或者國家長遠利益的，甚至可以說是直接與之沖突的。例如，奈吉爾·法拉奇領導的英國獨立黨在競選活動中最經常使用的“論據”就是，脫歐后每年節省下來的178億英鎊歐盟會費以及大量向來自歐盟成員國學生與流動人口支付的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英國民眾的物質生活狀況﹔但他卻並沒有對英國因脫歐要付出的巨額經貿關稅和其他交往費用作出理性分析。

代議制民主模式的危機。選舉政治是西方民主模式的關鍵環節，通過眾多的程序性和技術性設置，依靠選舉進入議會的政黨與政治精英組成在既定任期內執掌國家權力的政府。這既是現實中代議制民主模式的理想邏輯，同時也隱含了精英治國的民主理念。其基本假設是，通過一種正確選舉方法選擇出的有能力、負責任的政治精英，可以更好地對國家或地區事務實施公正有效的管理。與代議制（精英主導）民主模式不同的就是直接民主和民眾自治。不難想象，在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直接民主和民眾自治看起來很美，但在現實中卻隻有在有限的空間范圍內是可行的。也就是說，在代議制民主模式不斷改善的基礎上發展直接民主和民眾自治，無疑是一個理想而正確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眾自治的無序引入來取代代議制民主，來掩飾和遮蔽代議制民主的缺陷，則隻會制造一些看似色彩艷麗的“民主輕喜劇”。而這種“民主輕喜劇”在當今西方社會卻頻頻上演。無論是英國脫歐公投還是意大利修憲公投，都在嚴重弱化議會民主決策功能的同時，過度刺激了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元素。這是西方代議制民主模式正在遭遇的危機。這種危機加劇了西方國家常設性制度機構與偶然性全民公投、充斥著焦慮敵意的民眾與自私傲慢的精英群體之間的裂痕。

需要強調的是，這三重危機的深層原因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整體實力的相對弱化、新自由主義主宰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物質財富嚴重兩極分化、社會階層裂變與重組過程中出現的精英與大眾的政治分裂。這些原因使原來的政黨精英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政治代表性和合法性。也正因為如此，西方政黨政治所面臨的三重危機在近期將會繼續惡化，而不是相反。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02日 06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