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我們需要多一些陸局長這樣的教育官員

　　日前，江蘇連雲港贛榆區教育局陸建國局長因為一次內部講話的流出，而被推上了輿論浪尖。

　　他以妖魔化衡水中學事件為切入點，認為“應試教育”被污名化的同時，公開為“應試教育”站台：“我們黨一向提倡實事求是，如果覺得是正確的事情，大家都在做的事情，為什麼非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為什麼非要說一套做一套？好像應試教育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這番驚世駭俗的言論在教育圈罵聲不少。

　　但他讓我想起了達康書記——一個地方官員，敢於說話，敢於冒天下之大不﹔而且是一個教育官員，在擁護素質教育的前提下，敢於強調現實的環境與文化，為“應試教育”辯護。

　　陸局長的觀點，應該說還是有一些瑕疵的，有些甚至是錯誤的。但，這些言論在遭到專家炮轟的同時，卻受到底層家長的熱捧，在我看來，主要原因是接地氣，講實話，敢擔當。就沖著這一點，我們也應該為這類地方官員點贊！

　　而更重要的是，陸局長點出了近年教育改革中的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不應以政治正確裹挾教育改革。

　　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直接關聯的。

　　“現在教育體制內，批評應試教育，反對應試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很多教育系統內的領導、名校長、專家學者，在公開場合，如果不批評幾句應試教育，就渾身痒痒，似乎一批應試教育，他的格局就大了，認識就上層次了。”類似的教育上的政治正確何止這些？快樂幸福，沒有負擔，成為一個教育上的政治正確，似乎西方的孩子們就是輕輕鬆鬆快樂幸福地學習，最后一個個就都有了創造力，都有了大出息。反過來，一旦講合理負擔，就是落后甚至野蠻的教育，“錢學森之問”也成為這類政治正確經常拿來消費的政治話術，似乎過重的學業負擔摧毀了中國的人才培養。

　　於是，沒有深究負擔的根本來源，減負就成為中國十余年來教育最主要的任務。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硬性規定下午三點放學，三年級以下不能布置書面作業……但卻忘記了因為文化的差異，中國的父母對孩子都有著很高的期望，你這邊減，我就想盡辦法那邊加起來，於是，減的結果之一就是孩子們最后都進了輔導班。“好未來”2017年第三財季收入大漲129.8%，學員增長74.6%，就是互聯網企業也無法趕上這樣的增長速度！

　　時至今日，我們的專家輿論仍不能實事求是——承認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基礎上，承認那些高期望的孩子負擔必然會大大高於一般人。區別對待，給那些對自己有高期望的孩子與父母，一個合理的多學一點的常規渠道怎樣就不行。

　　對待學生，隻講尊重贊賞個性，不講規矩約束懲戒也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一味地嬌寵、贊賞，沒有懲戒的教育，讓很多孩子沒有了基本教養的同時，校園欺凌校園暴力頻發，孩子們也變得更為脆弱。

　　考試選拔也被釘上了恥辱柱，恨不得在義務教育把考試選拔趕盡殺絕，寧願以房，實際上就是以錢擇校，也不能允許任何以分數以測試擇校的機會出現。

　　還有，我們的專家輿論動輒就是芬蘭挪威的教育如何，似乎這些才是王道，也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而忘記了我們處於什麼發展階段，猶如給一個還在溫飽階段的人大談如何像皇帝那樣生活學習一樣荒誕。

　　諸如此類的教育政治正確不一而足，正是在這種所謂教育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下，迫使我們一些教育改革與教育治理，脫離了實際，沒有實事求是，沒有注意到中國特殊的國情文化，沒有注意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不同，也沒有注意到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盲目地講應該，照搬西方一些做法。一些教育治理措施昏招迭出，按下葫蘆浮起瓢！

　　在現代社會，不僅在中國，政治正確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但在中國的教育領域，這種現象非常突出。從觀點上看，初衷都是追求美好的，但某些“專家”則是站在道德高地，盤踞理論高地，沒有原則地討好輿論，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實事求是地推動中國教育的進步與改革。

　　中國教育發展到今天，減負、擇校、應試教育等熱點問題治理數十年，不僅沒有好轉，甚至有加劇之勢，我們更需要反省找到背后的深刻的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在借鑒別人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文化、中國國情，認清中國的發展階段，制定出不完美，但有實效的改革措施，而不是被教育的政治正確綁架，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們也需要多一些陸局長這類官員，能以人民的名義實事求是，走出中國特色的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