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人如何考量德才

“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古今治理，都把人才放在首位，所謂“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然而，人才的標准是什麼？人們常常說要“德才兼備”，把德與才作為用人的兩個重要參數，那古人是如何把握德與才的尺度的？

重德始終是用人底線

司馬光言，“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古代君主用人，多取德才兼備。考諸歷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紛亂時，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國家安定時，對德行的重視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時期，一些有為的雄主用人的時候，迫於人才緊缺的形勢，也會提出“唯才是舉”的主張。但是，唯才是舉絕不是忽視德行。

作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在糾合諸侯以伐宋的途中，遇見賢才寧戚，就想用他。面對臣子的勸阻，桓公說出了一番發人深省的話，《呂氏春秋》記載了這一段故事。其臣說，寧戚是衛人，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他的口碑，“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說：“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顯然，齊桓公採取的是“唯才是舉”的策略。這種用人思路，吸引了管仲、寧戚等一批大才輔佐，成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業。

春秋戰國時期，人才就是競爭力，各國爭相求才，如何用人，彰顯的是君主的胸襟氣度。然而，即便放寬用人標准，“專取其才，不考其行”，也決不是沒有底線。

魏文侯之用樂羊，清晰表明，人才一旦突破德行底線，就無人敢用。

當初，魏文侯用樂羊而不疑，用之攻中山國，樂羊之子樂舒就在中山為官。文侯左右本就妒忌樂羊驟得大用，見其總是不攻，便在文侯面前說他的壞話。但文侯把群臣的告狀信都封在篋內，在樂羊攻下中山后，文侯為之設宴慶賀，宴畢送他兩個箱子的告狀信。

然而，文侯的疑心也便在樂羊攻中山國之時種下了。當時，中山子姬窟把樂舒烹成羹送給樂羊，想以此使樂羊悲慟而不能戰，沒想到樂羊夠狠，直接就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杯。文侯對睹師贊說：“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很有點感激感動的意思。但睹師贊卻說：“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這和管仲懷疑易牙“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之論是一個道理。

一語警醒了魏文侯，文侯在慶功宴后，封樂羊為靈壽君而罷其兵權。《戰國策》寫道：“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正所謂“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又“虎毒不食子”，連自己的親骨肉都敢吃、都敢烹給國君吃，如此無底線，無基本的“人性”，古代雄主“疑其心”也是必然。

典型的例子還有三國時期的呂布。呂布有萬夫不當之勇，但其德行有虧，最要命的就在於他一會兒投奔這個，一會兒投奔那個，最終無人敢用而淪為曹操刀下之鬼。

貞觀六年即632年，太宗對魏征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這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用人導向問題。而魏征之答，道出的正是用人標准變化的原因：“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為何德的標准會因勢而變？

在紛爭時代，唯才是舉。原因在於，才在“破”上極為關鍵，誰得大才誰就可能使國富民強，甚至扭轉乾坤、贏得天下，而重才產生的用人導向，更能吸引天下有才者歸之。而在承平時期，就必須德才兼備方能任用。這時，正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治國需講究“烹小鮮”的功夫，此時即便大才也往往隻有慢火徐圖之功，而無立竿見影之效。社會對德的要求也變得更高，正所謂“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德若不佳，則會產生極大破壞效應，影響社會風氣，甚至影響為政的公信力。若重才不重德，則一面“立”而一面“破”，無異於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唯重德才兼備則皆致力於“立”，方能致善治。同時，更產生強烈的用人導向，使賢人近、小人遠。

在德與才的問題上，康熙見識亦很深刻。他認為：“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1687年，康熙對吏部說：“朕聽政有年，見人或自恃有才，輒專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優為佳。若止才優於德，終無補於治理耳。”顯然，康熙著眼的還是承平時的治理而非紛亂時的虎爭，其結論也正是在治理實踐中得出來的。

以德為先重在知人善任

有人說：“對人的道德進行量化評價，是一個管理學上的世界難題。”原因就在於，與才干的“外秀”相比，德更傾向於“內秀”。德雖然也有外在表現，但有時未必能真切彰顯德的本質。同時，德不在於一時，如白居易詩“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勁草是否名副其實，唯有疾風可知﹔臣子是否真正忠誠，局勢危難之“板蕩”能識。然而，真到關鍵時刻，雖然能識忠奸，隻怕一切都晚了。

這個關鍵時刻，德比才更為重要。古代君主識人能否高出一籌，關鍵就在對這個德比一般人更能洞察幽微，更有遠見卓識。沒這等功夫，往往就會游移不定、遲疑不決。相反，就會氣定神閑、泰然自若。

戰國時期的齊威王在知人上就很有一套。

據《戰國策》載，當時，秦國通過韓、魏去打齊國，齊威王派章子為將應戰。章子與秦軍對陣，居然搞得軍使來往頻繁，大有結盟友好之勢。章子甚至還把軍旗換成秦軍的樣子，卻暗地裡派部分將士混入秦軍。當然，這番良苦用心的計謀，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一些不明就裡的人，馬上就說他叛齊了。連續三次都有探子如此這般的報告，但威王始終沒有反應。當時就有朝臣急了，請求發兵攻打章子。齊威王說：“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

面對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情勢，齊威王仍然無動於衷，堅定信任章子。不久捷報傳來，齊兵大勝，秦軍大敗，秦惠王隻好自稱西藩之臣，派特使向齊國謝罪請和。威王左右侍臣想弄明白，威王怎麼就知道章子絕對不降秦。齊威王便說了一段往事，足見其察於平時、知於細微。

齊威王說，章子的母親啟死后葬在馬棚下，我任命章子為將軍時，勉勵他說，先生的能力很強，過幾天全兵而還時，一定改葬將軍的母親。當時章子說，母親生前得罪了父親，臣父不允許臣改葬就死了，假如臣得不到父親允許而改葬母親，“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的結論是：“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以今天的眼光看，很難說章子對待父母的態度是正確的。當然，歷史地看，章子謹守的是當時的基本道德倫理，以此為底線而不敢有違。威王也正是從“人性”的角度去考察的，他的判斷是，能恪守基本道德倫理的人，德行怎麼會差呢？

必須看到，如果隻用日常生活中的這等細行，來決定干部任免，恐怕也會失之偏頗。探索日常德行的細化、量化考核，這種嘗試是有意義的，作為參考大有裨益，德考分過低值得警覺。但另一方面，若以此為硬杠杠，恐怕也多少會存在一些問題，幾分之差可能很難說明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德行差。

德考的方法與機制

在一定程度上，古人以問之於民、用人導向和事后懲處等辦法，解決德考量化的難題。

雖然德考量化容易存在誤判，但品行不佳之人，自有公論。康熙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他說“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於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於民，民必含糊應之。官之賢否，於此立辨矣。”意謂知人賢否，不能僅靠輿論或身邊人的褒貶，更要問之於民。民眾的“極口頌之”與“含糊應之”，在今天看來都極有現實意義。當然，難點就在於能否聽到百姓的真話。

康熙還強調用人上的懲惡揚善，兩手都要硬：“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舉賢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廢。如但舉賢而不退不肖，則賢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懲，終非勸眾之道。唯黜退不肖之員，則眾人方知所戒，俱勉為好官矣。”用今天的視角看，舉賢，就是樹立一個標杆，讓大家見賢思齊﹔退不肖，就是構筑一個底線、紅線，讓大家自警勿碰。

三國時期，曹操在用人導向上搞了一回生動實踐。公元208年，曹操擔任丞相，分別委任崔琰、毛玠為丞相西曹掾、東曹掾。兩人一起負責官員選拔、任免，“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品行不佳）者，終莫得進”。他們選拔敦厚務實的人才，排斥隻會空談的浮華之人﹔任用謙虛和睦的長者，壓抑結黨營私的小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結果就是“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曹操知道后，嘆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這就是用人導向的力量。當然，古人運用起來過於粗疏簡陋，屬於“初級版”，以致出現了一些“副作用”。后來即如丞相掾屬和洽所言：“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這就是過於機械的標准帶來的負效應，導致人們隻通過外表來判斷清廉與否，更導致官員故意投人們所好裝可憐。所以，和洽對曹操說：“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意思是，那些過於詭誕的行為，往往會包藏虛偽﹔那些有悖常理的行為，往往會衍生奸邪。這恰恰說明，樹立用人導向也必須精准，結合實際，因勢利導，而不可偏執一端。

梳理古代雄主的用人謀略可以發現，在德上的考量，大體合乎前述魏征的判定。特別是在承平之世，對德的如此強調尤令今人深思。很多時候，一些不良細行看似微不足道、無傷大雅，甚至讓許多人內心裡認為大可不必如此較真，但若真放任這些道德上的污點，則必如“蟻穴”，產生“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的惡性效應，久而久之可潰千裡之堤。相反，強調“非才行兼備不可用”，把德的要求放在優先位置，就在無形中樹立了強有力的導向，如唐太宗言，產生“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的良性效果。

時代不同，條件有異，用人的方略也必然有變。師古而不泥古，取其精華而鑒今，對今天的治道方能有所裨益。（陳家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