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司法如何面對洶涌的輿論？ 

人民網北京3月26日電 長安劍微信公眾號25日發文《“辱母殺人”案，司法如何面對洶涌的輿論？》，全文如下：

“刺死辱母者，被判無期徒刑”。今天的熱點事件，是沉重的顏色。

在曝出這起事件的媒體官網上，相關報道被標上了三個標簽詞：刺死、侮辱、高利貸。將它們的順序倒過來，就是這篇媒體報道的梗概——一個逐步滑入絕望，並終於爆發的故事。

據媒體報道，2016年4月，山東女企業家蘇銀霞向地產公司老板吳學佔借款135萬元，月息10%，后無力還款。在自家的公司裡，蘇銀霞與兒子於歡被吳學佔及手下限制自由。兩天裡，吳學佔的“催債手段”不斷升級。最“輕”的一種方法，是將蘇銀霞按進有污物的馬桶裡。種種令人難以啟齒的凌辱，都是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進行，“被按在旁邊的於歡咬牙切齒，幾近崩潰。”

從現有信息看，當地警方的處置是：“民警進入接待室后，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此時，情緒激動的於歡從桌子上摸出一把刀，捅傷了四名催債人。事后，一死，兩重傷，一輕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媒體報道，法院認定，“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爭議四起。

相信對於這篇報道，沒有一名讀者會不感到憤怒與震驚，長安君也不例外。但在媒體披露本案已經進入二審階段的現在，長安君也不願意輕易為風雲激蕩的輿論場，再添上一把火。哪怕這把火，是由正義感點燃。因無論以什麼名義，烈火過后，焦土僅存。

在目前這個時刻，有兩點，讓長安君選擇慎言：一是媒體報道中，“另一方”說法的暫時缺失。在不平衡的信息面前，理性的判斷無從做起。讓“惡人”也說話，讓參與處置的警方、法院方面的聲音發出來，更有助於我們全社會厘清真相，並以此為基石，作出各自的價值選擇﹔

二是輿論標尺和司法標尺並不總是統一的。此案已經上訴，對還在進行中的案件，我們既然期待全社會有足夠的容納度，讓一切質疑自由發聲，就應同時容許司法也有一定“定力”，在輿論鼎沸之中，堅持該堅持的東西，改掉必須改掉的東西。

在這個一切還在“進行時”的時刻，長安君有三句話想說：

第一句：雖然風聲四起，政法人應當感謝輿論監督，因為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對於這篇報道的“走紅”，撰寫報道的媒體記者，在微信朋友圈中留下了這樣的文字：“平心而論，此稿質量上並非佳作，只是…..由人及己，使所有人茫然無措喪失了安全感，就像採訪那夜我迷航在霧霾深重的麥子地裡一樣，讓此事得到了格外的關切”。

這名記者有著無愧於這個職業的敏感性：安全感。三個字，一語中的。

社會公眾對此事的高度關注，源自對兩種公權力做法的不解：一個是警察，一個是法院。面對彼情彼景，他們的做法，是否違規乃至違法？相信此案肯定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而將這一事件置於陽光之下，既是媒體的力量，也是全社會“圍觀”的力量。

對這樣的輿論監督，政法君不必有“排斥心理”。人民對正義與安全的需求，是司法前進的方向。這一對概念落在現實時，並不總是完美的。或許，是政法君有錯，有錯改之，遮掩無益﹔或許，是雙方理解認識不一致所致，那就誠懇溝通之，盡力贏得諒解﹔或許，是信息披露太有限導致，那就及時回應、拿証據回應，身正不怕影斜。

沒有誰天然要找誰的麻煩，眾目睽睽才有可能將“庸、懶、亂”三種作為，降到最低。對於輿論監督，司法者應當常懷警醒，又心存感激。

在被刷屏的一天裡，上億條評論涌現。這種關切和激情，正是推動中國法治前行的偉大動力。

向億萬關心中國法治的網民致敬。

第二句：在鼎沸輿論面前，事實和法律仍應是司法工作者的“定海神針”

但是，長安君也提醒司法者，在幾乎“一邊倒”的輿論面前，更要注意堅持事實與法律。媒體報道，畢竟不能代替雙方在場的司法審判。

一起刑事案件從發生，到最后被告人獲定罪量刑，要經過公安機關的偵查、檢察機關的公訴、法院審理后的判決。每一個環節，不僅意味著權力，也意味著責任。在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辦案終身責任制”如一道利劍高懸，任何蓄意的枉法，都可能成為一名檢察官、法官人生中“必須承受之重”。

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枉法，越來越難，成本，越來越高。

如今，辦案終身責任制之下，法官執意枉法審判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絕不是必然。這點上，輿論有權作任何猜測，但認定終究要靠調查。如果，法官堅持認為判決有據，就要好好在跟全社會作解釋說明上，下一番功夫。否則，法治隻會在“象牙塔”裡，無法深入老百姓的心中。

另一方面，我們也目睹過不少因為“輿論壓力太大”，而沒有堅持應該堅持之事的例子。如果我們從過去一連串的事件中，學到了什麼教訓，那就是：無論什麼時候，司法者一定要堅持法律與良知，以事實為基礎，做出公正裁決。除事實與法律之外，不應受任何因素的不當干預。還事實以真相，這是無論何時，司法都不能放棄的底線。

定海神針，應該有且隻有一個——事實和法律。

當拿起法槌的一刻，司法者就應該專注於庭審控辯，依法裁決。盡管在前一刻，他可能也是一名扼腕嘆息的讀者。

第三句：願關切最終形成力量，讓那位兒子有一個兼具“法理情”的結局

此事刷屏后，公眾在“尊重專業判決vs.法官不近人情”之間，爭議巨大。

長安君認為，無論站在哪一邊，下面的表述似乎應是共識：讓全社會尊重一個判決的前提是，這個判決在專業上是沒問題的，而且，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法官很多時候都是理性主義、專業主義者，但不是一個案件法律上沒問題，這個判決就無懈可擊。

一個激起大眾那麼多不理解的判決，一定有哪個環節，是有待完善的。在大眾權利意識崛起的年代，司法應當以充分透徹的說理反饋輿論。兒子於歡的罪與非罪、罪輕罪重，需要法律的公正評斷。當輿論向司法呈遞出良知的意願時，司法應當回贈以條理分明、論証周嚴的法律推理。

長安君期待，本案的二審裁決——即那份依法應當公開的判決書，能夠以清晰有力的說理，將被這起悲劇奪去的安全感，交還給焦慮的公眾。

長安君相信，司法不會無原則遷就輿論，但也不會忽視乃至辜負輿論。在本案乃至一切熱點案件中，司法與輿論本非對立，它們的目的是一致的：讓有罪者受到懲罰，讓無辜者不致蒙冤，讓強梁不敢橫行，讓弱者獲得尊嚴。

報道這起案件的記者，在朋友圈中，還留下了這樣一句話：“但願眾人的關切，能如拂過麥田上空的春風，抽穗結實，和煦人心。”

願他的願望成真。也相信一定能夠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