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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人民觀察:資本主義制度劣質化的必然結果

韓  震
2017年01月22日04:34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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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曾對人類歷史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斷顯現和加重,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現,並演化為時下的系統性危機。深入認識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有助於我們堅定“四個自信”,對於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有重要借鑒意義。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醞釀和爆發

  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並在上個世紀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恢復性的快速發展,同時其內在矛盾和問題也在加速積累。20世紀末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至今未見起色。2002年,擁有上千億美元資產的美國安然公司在幾周內即宣告破產。此時,美國房地產領域的次貸問題已導致新的危機,積累著更具破壞性的負能量。這場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發的金融風暴,從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近10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市場混亂、經濟增長乏力、社會不公平現象加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難以解決,就打著反對恐怖主義的旗號,試圖通過對外干預轉移國內民眾視線,造成阿富汗、中東等地的混亂。反過來,對西方干預的憤怒則轉化為仇視性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一些恐怖主義組織頻繁在西方社會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戰亂導致的難民潮使歐洲各國疲於應付、不堪重負,加深了西方國家之間以及西方各國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分裂。近年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高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來精心描述的價值觀和所謂“政治正確”遭到底層民眾的質疑、嘲弄和挑戰。從這些現象可以判斷,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不是局部的、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制度性、系統性危機。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特點

  波及的范圍廣。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為了自己先“上岸”,長期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等各種轉嫁危機的做法。這不僅不能消除危機,反而讓危機進一步擴散開來,威脅到世界各個經濟體。首先是冰島銀行癱瘓,接著是愛爾蘭金融紊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發生經濟困難,隨后發生了震動歐洲和世界的希臘瀕於破產事件,歐元區面臨解體的危險。在這種困境下,歐盟顯然難以保持團結一致:匈牙利等國對歐洲難民政策公開唱反調,英國因一次倉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歐盟。出於自保的考慮,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貿易的幌子,公開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設立各種壁壘。這不僅使資本主義的危機波及新興經濟體,而且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糾紛。過去,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大肆向發展中國家傾銷商品,把發展中國家當作其商品市場和初級原料來源地﹔而當發展中國家有了一定的競爭力時,西方世界卻想方設法進行貿易保護,這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虛偽性。

  涉及的領域多。當前,資本主義危機不僅表現在金融領域,而且涉及制造業、國際貿易,進而影響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以致出現價值觀危機和文化危機。美國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斷轉嫁危機,這不僅導致歐洲經濟出現紊亂,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貿易萎縮和經濟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一些東歐國家經濟先后出現困難,希臘經濟更是一瀉千裡。美國雖然最早脫離險境,但只是解決了表面問題,對造成危機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束手無策,更無法解決失業率高企和貧富分化的難題。這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的退化,即曾經使美國保持穩定和強勁發展的中產階級出現縮小的趨勢,同時中產階級收入整體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佔到美國2014年總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佔到43%,比1970年的62%顯著下降。”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邊緣的國家處境更加困難。比如,巴西經濟已連續多年負增長,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國也開始進行結構性調整。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爆發的根源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壟斷資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導致經濟生活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進而導致經濟鏈條斷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大亨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收益,不僅任由經濟泡沫泛起,更將劣質資產包裝成新的金融產品再賺一把,導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機越來越深。實際上,危機的根源不是生產力過剩,而是供需結構不匹配。供需之間的不平衡,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起因則是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方式。法國學者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指出,因為資本的收益率遠遠高於生產力的增長速度,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必定日趨嚴重﹔貧富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造成社會的結構性危機。資本主義社會難以從系統性危機的泥潭中走出來,是資本演進的邏輯使然。此外,資本主義發展所依托且不斷強化的個人主義和爾虞我詐,不僅不能讓大家攜手走出困境,而且進一步惡化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質化密切相關。西式民主曾在歷史上發揮過進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這首先表現在重競選、輕執政。為了攫取權力,政客們往往許諾許多超出客觀條件的福利,結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額虧空、加重財政負擔。其次表現為民主政治被資本綁架,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學者調查發現,左右美國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財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講中毫不避諱地談道,美國的政治體系看起來往往“傾向於富人、有錢有勢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第三,表現為以執掌政權為唯一目的的競選,日益惡化了政治生態。美國學者胡安·林茨在《總統制的危險》一書中警告,美國的總統制民主天生不穩定,容易癱瘓和垮掉。他認為,美國民主政治應該存在“適度共識”,即存在兩大政黨達成妥協的中間地帶。如果沒有這樣的地帶,就無法避免權力爭斗和兩敗俱傷。問題是,這一中間地帶已不復存在。

  與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有利於新興資產階級爭取權利,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資本的逐利性和這些價值觀的理想性之間就開始出現裂痕。西方國家的政客不斷高調宣揚所謂“普世價值”,但一遇到利益沖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國學者查爾斯·M·布洛認為,美國的理想主義已經終結,進入了“后理想主義”時代。在“后理想主義”時代的現實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實力比原則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實可靠。民粹主義的出現,就是這種文化邏輯發展的結果。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固然存在種種弊端和不確定性,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自詡“政治正確”的西方政治精英已無法有效把控大局,資本主義社會治理已陷入“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對立的危機中。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7年01月22日 05 版)

(責編:崔東、文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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