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有重大過失”如何定義？

見義勇為“有重大過失”如何定義？

背景：12月19日，民法總則草案提請三審，為鼓勵與保護見義勇為行為，草案三審稿新增規定：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除有重大過失外，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京華時報發表顥鈞的觀點：“別讓好人流血又流淚”，是近十余年來公共輿論場上不時就能聽到的吁請。用制度保障見義勇為者也因此成為一個選項。我不太同意有的媒體把這一條新規捧上了天，認為新規解除了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將對弘揚見義勇為產生巨大推進作用。事實上，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損害不擔民事責任，還有個尾巴，即“有重大過失”除外。救助並非天然無責，見義勇為超過了必要限度，仍要承擔民事責任。苛求救助不產生損害，當然不合情理。但救助者在救助之前，也要基於常識判斷並盡量控制救助產生的損害——如果普通人的合理預判都能看出，救助對被救助人造成的損害，較之不救助還要嚴重得多，這恐怕無法為救助人免責。法律認可見義勇為，也絕不能鼓勵見義亂為。選擇見義勇為，其實就是選擇了一份責任。這也是見義勇為高於法律的道德感召之所在。

小蔣隨想：國外有一個案子，某人出車禍被困車內，車輛起火面臨爆炸，另一個人將傷者拖出事故車，傷者因拖拽傷到脊髓導致癱瘓，進而將救人者告上法庭，法院后來判定救人者無責。原因是，如果救人者不及時相助，傷者可能因車輛爆炸身亡。在危機緊要關頭，要求他人100%安全地救人是苛求。現實不是紙上談兵。按照醫學急救規范，脊椎受傷者應進行外部固定后才能搬動。可救人者哪知道傷者傷到脊椎？車輛即將爆炸，又哪有時間與器械進行固定？舉這個例子，是想探究“有重大過失”的含義。所謂“過失”，究竟是要求“完美無暇”，還是要考慮“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一點對於救人與免責至關重要。見義勇為是要講究方式方法，但不能給救助者戴上沉重的、過高的責任枷鎖。對“度”的把握，需要人心這杆秤。

救護車與收費站掐架，須上位法化解

背景：12月11日，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中醫院派出一輛救護車，接一位車禍傷者回醫院。救護車在駛出樂雅高速夾江南收費站時，為了要不要交12元過路費與收費站起了爭執。結果，載著傷者的救護車停留了24分鐘，最終傷者家屬交了過路費。

京華時報發表沈彬的觀點：一邊是一二十塊的小錢，一邊是一條亟待送往醫院救治的生命，天平兩頭，孰輕孰重，一清二楚，可鬧劇卻發生了，為什麼？說到底，急救車和收費站兩家，都把生命當成了博弈工具，都急於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誰都沒把病人當回事，這才是問題的症結所在。2004年之前，救護車在很多地方是不收過路費的。但2004年《公路法》《收費公路管理條例》明確，享受通行費減免優惠的隻有六類車輛（包括軍車、執行任務的警車、運輸聯合收割機的車輛等），其中並不包括救護車。這樣一來，救護車的“習慣性權利”就沒有了。醫療系統一直心有不甘，總覺得自己屬於“執行緊急任務”的車輛，應該享受這種優待，就一直採用各種手段“撞線”，甚至不惜在很多個案中以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作籌碼。對此，必須早立規矩。目前，北京、廣東、黑龍江等省份已通過地方性法規，給予120救護車以特殊待遇，在執行緊急任務時可以減免通行費，其他省份不妨及早跟進。

小蔣隨想：收費站要按規定收錢，救護車要以道義免費，二者都覺得自己正確無比，相持不下就杠上了。不知道這算不算另一種“路怒症”，反正在氣頭上的、自身無恙的雙方無視第三方——傷者還在救護車上等著救命，“生命至上”在那一刻成了浮雲。鑒於此類僵局在各地不斷上演，單純討論個案中的是與非未免狹隘，也解決不了問題。或者說，真正有必要追問的是，在有關法規與條文中，執行急救任務的救護車不在減免高速路通行費的范圍之內，是否合理？如果答案是“合理”，北京、廣東、黑龍江等地何必對急救車給予優待，這算不算違反上位法？如果答案是“不合理”，就該盡快修改上位法，有效化解有關矛盾，避免各地各自為政。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確保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以“良法”維護法治的公信力與執行力。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