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鍛造民族復興堅強領導核心的重大戰略部署

剛剛結束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一論斷，不僅是對我們黨黨內政治生活歷史經驗的總結，而且也是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內在規律的表達。

民族復興偉大征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並且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更需要黨的堅強領導。當前，我們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這樣一個偉大的關鍵時期，全面從嚴治黨，提升黨的建設水平，不僅關系到黨自身的建設問題，更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后沖刺的成敗。正因如此，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題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作出的各項主要決定，實際上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推進黨的建設、鍛造民族復興堅強領導核心的重大戰略部署，必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與中共黨史上寫上重重一筆。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一方面使中國開始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也使中華民族走上了追尋民族復興的道路。民族獨立、國家統一與現代化建設，成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然而，傳統中國社會的一盤散沙狀況，卻使上述目標無法得以實現。因此，尋求能夠使社會得以有效組織起來，獲得人民支持的，自身擁有高度組織化的，能夠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面向未來的現代政治組織力量，就成為了民族復興一個重要的歷史與邏輯的起點。經過歷史與人民的選擇，這一使命最終落到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成為了領導民族復興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歷史邏輯使中國共產黨承載起歷史使命，另一方面歷史邏輯也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遵循規律行事，對於政黨建設來說，就是必須能夠有效組織社會與贏得人民，必須能夠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后者是為前者服務的，二者是有機統一的。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與國家基本統一。隨后，我們進入了現代化建設階段。在經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礎階段之后，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了法治國家，推動了黨的發展，構建了和諧社會，標志著作為現代文明要素的現代市場、現代國家、現代政黨與現代社會在中國得以基本確立。為了使現代文明中國形態得以定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在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以法治方式將改革成果予以定型下來。在推動現代文明中國形態定型的同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進入了沖刺階段，因此，十八屆五中全會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民族偉大復興關鍵目標，做出了部署。發展歷史經驗與民族復興邏輯決定了，要達到上述兩方面目標，就必須全面推動黨的建設，一方面使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能夠做到與時俱進，另一方面通過黨的建設使有效領導人民、贏得人民認同得以實現。因此，全面從嚴治黨，鍛造堅強領導核心，就成為了實現民族復興與現代化建設關鍵時期的必然選擇，為此，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八屆六中全會了，對全面從嚴治黨進行部署。

“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 六中全會這一判斷，既是對黨的建設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實現民族復興沖刺過程的實踐的延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堅定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淨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內政治生活展現新氣象，贏得了黨心民心。六中全會制定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以下簡稱《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就是這一繼承與創新的結果，既是黨的建設歷史經驗總結，也是針對全面從嚴治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而提出的。

六中全會制定的《准則》與《條例》，是一個淨化黨內政治生活與改善國家政治生態的具有系統工程的兩份文件。《准則》是對健康黨內政治生活內容做出規定，給黨的成員以遵循准則與要求，這是確立規矩。《條例》是對保証黨內政治生活健康發展的監督的內容予以規定，這是明確監督。前者可以為黨的成員自我約束提供根據，后者可以為黨的組織整體淨化提供保証。

從公報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准則》所涉及的黨的政治生活內容，確實是方方面面，相當全面，這是對我們黨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經驗總結的成果，也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面臨的新的問題。同時，不論是《准則》內容，還是《條例》要求，我們發現，都體現了全面從嚴的要求。因此，政治生活的全面與監督要求的從嚴，成為了這次全會兩份文件的兩個特點。

深入學習六中全會精神，我們更能感受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與行動，也使我們對成功鍛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有了堅定信心。

(作者系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