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司長騙房補不追究刑責，為什麼？

副司長騙房補不追究刑責，為什麼？

背景：近日，人社部黨組發布了《關於專項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披露這樣一件事：原任政策研究司副司長，去年因騙取住房補貼16.5萬元，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並被免職。兩個月后，該官員轉任勞動保障報社副總編輯，行政級別仍是副司級，工資待遇大幅提高。目前，人社部已免去其職務，由勞動保障報社為其安排專項性工作，執行五級職員相關工資待遇。

新京報發表徐明軒的觀點：這位副司長騙取住房補貼16.5萬元，為何之前隻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沒有受到刑事法律追究？騙取國家包括住房補貼在內的各種補貼，數額較大的，已然符合“採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共財物”這個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量刑范圍應該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這個已經涉嫌詐騙犯罪的行為，當時為什麼沒有移送司法機關，而是僅做了黨紀政紀處分？希望相關部門能向社會主動澄清，或者已移送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決定不立案的，請司法機關闡明其中緣由，避免對於司法公正的不必要誤解。其次，因騙取住房補貼被免職，之后火線平級復出，這種“輕罰”也違背紀律處分的初衷。《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要求，被免職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黨紀國法面前不應該有“做老好人”的幻想，該處罰的就應該處罰到位，該移送司法機關的就應該移送司法機關，否則國法剛性不存，黨紀剛性不存。

小蔣隨想：作為研究有關政策的副司長，當事官員竟然騙取住房補貼16.5萬元，主觀惡意性大，是典型的“懂政策並鑽政策空子”。對於這樣的違紀乃至違法者，本應從嚴從重懲處，以儆效尤。可到目前為止，給人感覺處罰手軟。當事人第二次被免職，很難說不是因為有關方面難抵外界質疑與壓力。然而，后續處理仍看不出“嚴厲”——“為其安排專項性工作”語焉不詳，此人仍享受五級職員工資待遇。這樣的處理難以服眾，有悖於全面從嚴治黨、嚴肅整頓吏治的高層方針。群眾會想，涉嫌刑事犯罪隻被給予黨紀與政紀處理，是否避重就輕？在全面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背景下，本案是否摻雜了“關系人情”因素？有關方面應對此作出禁得住考量的解釋。必須指出，法律的嚴肅性，行政的公信力，需要依靠一個個案例、點滴的具體行動加以樹立。隻有對某一性質的問題樹立統一的評判與處罰標准並切實執行，才能使人們對某種行為的后果有明確預期。如果同案不同判，或者雖有法規卻未必執行，必然會產生隱患和爭議。

背非名牌包者也應獲得“無損安檢”

背景：9月1日起，南京地鐵全線121個車站安檢都將“逢包必查”。但地鐵方面給名牌包包留了個特別的口子——免過安檢儀。昨天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南京地鐵方面昨天下午回應稱，“名牌包免過安檢儀”並不是說免檢，而是不強制一定要通過安檢儀，可以採取開包檢查的方法進行人工安檢。

新京報發表劉雪鬆的觀點：從純安全的角度來看，名包與草包，在夾帶危險品的功能上，並沒有絲毫的區別。有的只是習慣認知中的概率。而這個主觀判斷的概率，恰恰來自不同的人，隨身所帶的包的貴賤。它給人造成的印象是，越背不起名包的，越不安全。實際上這種思維，即便撇開它可能涉嫌的身份貴賤與財富多少的歧視，撇開人與人應該平等的法律訴求和人性訴求，單從最終可能導致的結果來看，也是不科學、不嚴謹的。南京地鐵方面給名包框定的標准是什麼、品牌又有哪些，這得說清楚。對於山寨的LV，安檢人員是否有能力一眼認出，這也是一種考驗。再者，如果十之八九皆名包的時候，這次增加的209台安檢設備，也得考慮閑置問題。還有，增加的2000多名安檢能否忙過來，這也得打一個問號。不要小瞧了一項奇葩新政，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節操掉了，安全檢查的底線就掉了。茲事體大，何智以安之。

小蔣隨想：這事涉及另一個問題——相對於人工安檢的“小心”，通過安檢儀可能會損壞乘客的包包。由此不禁要問：如果在安檢過程中，乘客的行李遭遇損壞，地鐵方面會如何處理，是否會給予“合理賠償”？如果賠償與否並不確定，難道便宜包活該被“蹂躪”，名牌昂貴的包就“應該”受到呵護？如果拿著非名牌包的人同樣要求不過安檢儀，隻接受人工安檢，地鐵方面會不會同意？如果大家都要求自己的行李接受人工“小心檢查”，地鐵方面怎麼辦？這不是公眾矯情，而是基於，任何公共政策的實施、涉及公共服務的規定，都必須考慮公平性與社會效應，不能見人下菜碟，或以貧富區別對待。安全面前無小事，不能在安檢上搞“雙重標准”，公共服務提供者對乘客與他們的行李必須一視同仁。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