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视报道了一起“开盒挂人”的案例。一位虚拟偶像团体中的主播，自2023年开始她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在网上传播。不仅如此，她还遭遇了大量谩骂、造谣、网暴，甚至遭遇了线下尾随、跟踪，生活大受干扰，甚至要服用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

而这一切，居然只是源于粉丝之间的互掐。赵某和成某某是该虚拟偶像团体中另一名成员的粉丝，当他们发现网络上有人攻击或谩骂自己喜欢的虚拟主播时，决定采取“开盒挂人”进行反击。除了主播之外，还包括公司同事、家人朋友等，短短几个月受害者人数多达三千余人。当然，他们也付出了法律的代价，2025年3月被告人赵某、成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事实上“开盒挂人”作为一种严重侵犯隐私的行为，早已纳入整治范围。202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2024年7月中旬以来，网信部门还深入开展“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提及了集中整治针对未成年人的“开盒挂人”乱象。

“开盒挂人”有某种顽固性，不时见诸舆论。首先是因为“开盒挂人”具有较强的技术属性，往往有一定的隐蔽性。像开头提到的案件中，一人是网络信息工程专业的博士，主攻就是网络安全。较高的技术门槛，事实上形成了一层屏障，增加了防范侦破的难度。

另一方面，在于“开盒挂人”形成了境内外违法组织的合流。比如不少案件中都出现了境外社工库的身影，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之后，会被传到境外的社工库上。由于信息在境外，这就给执法造成了障碍。

因此，要想彻底整治“开盒挂人”，还需要凝聚起更大的治理力道，形成多维度发力。比如相关部门要强化技术力量，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侦查，实现对境外非法信息内容的有效屏蔽。只有通过技术能力的提升，才能实现在和违法犯罪的较量中，始终保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而一些互联网平台，也应当完善对相关信息的识别和阻断。从“开盒挂人”的案例中也能看出，这种行为呈现极强的社区性特征——变异的“饭圈文化”“粉丝经济”，往往是类似行为的深层动因。那么平台显然不能推责，社区巡查、数据筛查、关键字识别等，都应当进一步强化，在第一时间做到类似问题的探知和封堵。

在更大的层面，人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即个人信息泄漏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从这个角度，“开盒挂人”只是隐私保护乏力的一个子命题：只有敦促社会的各个单元从整体上筑牢隐私保护的围栏，确保信息安全，那么“开盒挂人”才会真正成为无源之水，从治理层面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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