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网传江苏常州市61岁农民工唐九林在讨薪过程中“被警察围殴致死”。不过，其在场工友表示，唐九林被警察拖拽时突然瘫倒，未看到警察有殴打动作。对此，金坛区公安局官微“@金坛警方”通报称，唐九林被警方依法带离时瘫坐在地，随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初步诊断为猝死；其女儿等四人因“编造、传播警察将农民工活活打死等虚假信息”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2月23日中国广播网）

　　唐九林在讨薪过程中遭遇警方行政执法，确切说，是遭遇对他采取强制带离的行政强制措施，一处弱势，一处强势。唐九林突然死亡，由此引发的权益纷争，举证责任分配，所适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唐九林究竟是如家属所称“被警察围殴致死”，还是当地警方通报所称“被警方依法带离时瘫坐在地……猝死”，以及唐九林本患有心脏病（此患病说法唐九林女儿不认同）？其实，孰是孰非，只要当地警方出示证据，将执法记录一公布，真相即水落石出。

　　可是，唐九林女儿表示：“他们多次要求查看警方执法记录仪均遭拒绝。”当地警方既拒不依法公布执法记录自证清白，人命关天的，又怎能怪罪突遭丧亲之痛的家属疑心唐九林系被警察围殴致死呢？连《行政诉讼法》第34条都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当地警方既不公开执法记录，又凭什么说唐九林不是死于警察围殴呢？而若当地警方能够依法及时公布执法记录，又何来家属疑心唐九林之死别有蹊跷，所谓“编造、传播警察将农民工活活打死等虚假信息”呢？

　　“大道不畅，小道飞扬”，谣言止于信息公开透明，本是经一再申述的常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也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当然，即便唐九林确非死于警察围殴，他本也患有心脏病，而由于警方执法不当，如在场工友所称：“先是两名警察押着他的胳膊，因为唐九林一直挣扎，又有两名警察上前扣住唐九林的脖子往车上拽”，即野蛮执法行为诱致唐九林突然发病死亡，那么，当地警方也是其咎难辞，理当对此执法过失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可能，这也正是当地警方拒不公布执法记录的原因。

　　当地警方与唐九林家属，本是唐九林突然死亡一事所引发权益纷争的双方当事人，并非置身事外，立场超然，而是利害攸关。那么，当家属因其不公布执法记录而疑心唐九林系被警察围殴致死，进而上网发帖，当地警方就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名目对之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又何谈处事之客观公正？又岂可把死者家属、维权群众，视作犯罪嫌疑人对待呢？如此“高压”态势，未免过犹不及，只怕更是会引发公共信任危机。在唐九林之死究竟是否警察围殴所致问题上，这般做法，不啻是在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只怕会越抹越黑越洗不清。

　　文/于立生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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