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在学术界纪念他的同时，他的文章、通信在各种自媒体中被不断转发，谈论钱穆似乎成为一种流行。当今社会为什么会关注钱穆？钱穆对于我们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应当如何谈论钱穆？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今社会谈论钱穆，更为注重他的文化态度，而较少地关注学术本身。钱穆是自觉地从中国历史中发掘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学者，在《国史大纲》中，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树立对于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一生坚守的文化情怀。在晚年，他曾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颠沛四方，并未尽到父亲的责任；但一生孜孜治学，留下了数百万言的著作，就算是用对中国文化的奉献，来弥补父女之情的缺失吧。这份沉甸甸的担当与苍凉，着实令人感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诸多原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苛责大于理解。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应有的凸显。而钱穆所坚守的文化立场，与当今社会的文化心理高度吻合，这也许是谈论钱穆成为社会流行的原因所在。

　　谈论钱穆，也要深入理解他的学术研究。对钱穆而言，文化情怀不是口号、空谈，而是建立在严谨冷静的学术研究之上。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必须尊重代代相传的典籍文献。在钱穆当时，“伪经”之说大行其道，多部先秦经典被疑为汉人刘歆伪造。对此，他并未正面论战，而是用考据展现史实，以史实凸显观点。钱穆的成名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用扎实的历史证据说明，刘歆不可能是先秦经典的伪造者。一剑封喉，彻底驳斥了“伪经”说。在学术史上，钱穆是历史考据的大家。考据是传统的学术形式，而在钱穆的考据著作中，更充分体现出现代学术实事求是、注重证据、严守逻辑的科学态度。

　　在钱穆的文化情怀与学术研究中，体现出传统士人与现代学者的综合。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文化担当。这种带有忧患情怀的文化态度，彰显了读书人对于时代的责任。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情怀立足于理性、科学的学术研究。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为“观点”而扭曲“事实”的学人相比，钱穆发扬了乾嘉学术“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汏华辞”的优良传统，在传统学术向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因此，我们谈论钱穆，需要深入思考他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他深沉地热爱着中国文化，又深刻地理解着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态度与学术器局，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具有深远的启示——把学术作为追求真知与关怀现实的纽带，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推动历史——这是我们在钱穆身上，所应当收获的关键性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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