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方

　　每天下班高峰期，总能听到一档“紧急避让”的广播节目。有次一个郊县的6岁男童手指断了，父母打车赶往骨科医院给孩子手术，结果堵在了路上。主持人一边根据路况实时监控为的哥“指路”，一边呼吁其他司机如果看到这辆车能避让尽量避让。半小时后，出租车司机又把电话打回直播间，说已经把孩子送到医院，向其他车主表达谢意。

　　能听到这样温暖的互助故事，堵在路上的心情也会变好。偶尔，这个节目中的“求助”也有“滑稽”之处。有一天一听众打进电话求助，他必须在6点前赶到海关签一份协议，否则要缴纳违约金25万元。违约金数额不小，但我却犯嘀咕，如果碰到这辆车，我会避让吗？估计不会。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需要他人“紧急避让”的情况。有一次在机场，因为需要改签航班，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在柜台前排队。轮到我时，身后旅客说他的航班马上要起飞，希望加个塞。反正我的航班起飞时间还早，于是选择了“避让”。两分钟后，又一位旅客慌里慌张跑到柜台前，同样以航班马上要起飞的理由，要求加塞。尽管他们的加塞并不耽误我太多时间，但我内心已然不悦。这时，柜台前的领班提醒办手续的工作人员，“再有加塞的，让他们排队去，谁不会给自己找加塞的借口啊？”

　　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德，当他人遇到特殊情况需要你“紧急避让”时，多数情况下我们大概都会选择“礼让”。礼让是道德的一部分，被道德规训多了，很少有人去考虑，各种各样的“礼让”中，其实也有着权利让渡的成分在。我把优先的权利让给了你，事实上是以牺牲“我的时间”为代价的。而他人的“特殊情况”又是一个相对含糊的概念，很多人在让渡自己权利的时候，并不会计较他人的“特殊情况”到底有没有必要请人“紧急避让”。

　　孩子手术时间不容耽搁，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主动“紧急避让”。因为路上堵车耽误了登机、耽误了签合同，这也是日常生活里我们遭遇到的种种“特殊情况”之一。堵车，这是自己不可控的，可控的是，如果明知将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就应该把涉及这件事的全部环节设计好，把那些“不可控”因素化解在可控范围内。说得直白一些，既然担心堵车，干脆早点出门把堵车的时间预留出来，这样还需要别人为你“紧急避让”、让渡权利么？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因为不自律，给他人造成了麻烦。

　　安·兰德在《自私的德性》中说到，理性的人决不会为了投合他人的非理性、愚蠢和欺诈，而歪曲或损害自己的标准和判断。如果一个人所谓的“权利”必然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就不是也不能是权利。所以，因为自己的“错误”或者不自律，要求他人为自己让渡权利，这不该成为一种合理的诉求。如果我们不去计较那种种“特殊情况”，一味选择“紧急避让”，有时只能纵容他人的错误。

　　一个有利他精神的社会，肯定是建立在人人自律的基础上的。只有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安排好自己的事儿，别人才有可能在应急的时刻让渡自己的权利、贡献自己的资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一是“偶发”的、二是“万不得已”的。如果没有自律，人人都先要求别人最大化的理解，那只能让利他变成长久吃亏，最终扼杀这种精神。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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