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手

　　何小手

　　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过去几天媒体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起初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结论是经济贫困，这样的结论符合人们的思维惯性。似乎只要提到农村的自杀事件，结论就可往经济状况上靠，至于个体心态这类因素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此后当地政府部门推翻了这一结论，不久一篇题为《毕节服毒四兄妹的人生末路》的深度报道引发关注，它以《四兄妹服毒自杀调查：孤独杀死了他们，与贫困无关》的标题在朋友圈受到广泛传播。但这个看似新颖的结论也经不起考验，质疑很快出现，大家感慨为什么都急于下结论。

　　其实不仅是媒体在追求效率，自媒体上大家同样试图依靠一己之力剖析这个悲剧，有人甚至从育儿角度来批评事发家庭家长的责任，一个大悲剧因此被简化为亲子话题，而且在网络上，这种角度的批评颇有市场。除此之外，涉及苦难题材，公益圈也是闻风而动。公益可以为留守儿童做什么？这是很多公益人的第一反应。不过一篇题为《中国公益人，我们没资格谈毕节悲剧》的文章给许多人泼了冷水。作者提到当年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桶事件发生后，贵州省都快变成爱心省，针对留守儿童的公益行动很快在该省各地开花结果。但根据他的观察，公益行动带来的往往只是“印着某某机构的书包，贴着某某商标的衣物”，对于留守儿童心态知之甚少，公益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徒有虚名，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极为有限。

　　任何草率的归因都显得没有说服力，任何试图力挽狂澜的个体都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贫困论”，有人试图在其基础上做出修正，认为悲剧虽然并非由贫困直接导致，但大的根源其实还在于贫困，因为事发家庭的家长是出于改善家庭的目的而外出务工。这是留守儿童现象背后普遍的逻辑，父母只有通过走出去才能让家庭“后富起来”，如果考虑到这层背景，质疑他们为何不回故乡抚养孩子，无异于“何不食肉糜”。致富与养育子女成为矛盾的两面，两者孰轻孰重，要做选择恐怕并不容易，在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或许才是悲剧的根源。

　　上述分析视角相对广阔，它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从外界的角度看，对贫穷个体的救助是相对容易的，可一旦悲剧根源不是贫困，或者说，这种贫困是由社会结构性因素导致的，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公益行动在扶贫方面往往大有作为，如今面对留守儿童，这一群体迫切需要的恐怕是“精神扶贫”，公益人可能难有作为。有人说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时代悲剧，这看似有将问题抽象化、扩大化的嫌疑，但它或许也更能解释，为什么舆论面对此次悲剧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无力感。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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