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武安市上泉村的李利娟，八九十年代就已是百万富翁，早年靠其生意和积蓄养家，但因为19年间收养了75个小孩，到2011年已入不敷出，现今已欠债200多万。如今，身患淋巴癌的李利娟，仍在努力挣钱养活着这些孩子。（6月13日《京华时报》）

　　众所周知，弃婴现象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父母和家人一旦发现刚出生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有先天性缺陷、畸形等，不少人因无力医治、抚养困难或是对残疾人存在歧视，便残忍地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遗弃，也由于当前我国对弃婴的惩罚机制上，尚未对遗弃人作出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从而加剧了问题婴儿遭遗弃现象的发生。

　　另外，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家本位、亲本位”观念，使得父母总认为子女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自己处置，丢与不丢的问题是亲生父母说了算，再加上社会救助抚养机制还很不健全，问题婴儿一旦遭受亲生父母遗弃，如社会组织和个人没有实施有效的救助活动，其后果是不想而知的。

　　此次，记者报道中的主人公李利娟，19年来共收养了75名弃婴，这些年来虽然地方政府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也为多数弃婴办理了低保，社会爱心人士也经常进行捐助，但因为救助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弃婴事实收养的合法性及弃婴的教育、入户、社会福利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另外，我国《收养法》虽有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无关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只收养一名的限制，但因地方落实中央政策和法律规定上存在差异，致使一些收养人在办理落户时却遇到不能落户的问题，一些弃婴由此成为了黑户也为数不少。这种政策性歧视让被遗弃孩子和收养人的正当利益不断受到侵害，也为违法遗弃行为开了绿灯。

　　在一些地方，即使一些人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程序，也取得了民政部门的合法收养手续，而当他们拿着在外地取得的《收养证》办理随养父母落户手续时，往往受到地方诸多落户条件限制而无法落户，致使被收养儿童的正常教育、社会福利等遇到很大的难题。出现这种政策性歧视，根本的原因是一些地方不落实国家法律规定，具有明显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这也是国家部门间缺乏有效统一，对一些强制性政策法律不能实现全国统一、同等对待。因此，解决事实收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能只是依靠老百姓的一厢情愿，也不能仅凭爱心人士对社会献出的那份爱心和同情，必须是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的齐心合力，才能确保事实收养合法性问题得到根本和有效解决。

　　实际上，事实收养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解决我国事实收养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将其纳入到法制轨道，真正把好事办好、管好。在现实中，确有不少事实行为依靠传统习惯和道德规范进行调整解决，也与社会利益不相冲突。但对于事实收养来说，因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后续社会管理上存在政策的多变性，给社会的实际管理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比如，人口户籍管理、教育管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等，都会因为事实收养人、被事实收养人的身份未定产生管理困难，这些问题也使司法活动面临尴尬局面。因此，事实收养问题的解决，唯有实施统一的法律法规强加进行，才能让这道历史难题不再难上加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享受亲情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让每个被收养人都享受正常的社会关爱和家庭温暖，这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一方面，国家应当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助人为乐、珍重生命的道德良知，让每个人都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保护生命，不再发生遗弃婴儿的行为；另一方面，国家要制定专门的社会弃婴管理法律法规，加大对弃婴行为的惩罚力度，并提高公安的侦查办案效率。同时，政府要积极开展家庭寄养、委托收养、集中抚养方式，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多形式的抚养，并在不违背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对符合法定内容的事实收养关系给予法律保护，真正维护既成的和睦家庭成员关系，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实现保护人权的法律价值。

　　我们应当看到，弃婴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问题，单纯的政府福利机构收养难以为弃婴、孤儿提供温馨家庭环境，也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国家完善的政策法律规范前提之下，采取民间组织申请，政府给予资金、土地、政策等支持并严格监管的方式，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弃婴救助，才能让事实收养不再成为一道历史性难题。

　　文/林志干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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