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鉴，怎么以史为鉴呢？这其实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告诉大家的。不光是我们讲给大家听，使大家受教育，我们更应该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史学动力。一个学科、一项学术工作从确定一个课题开始，进行复杂的长时间的研究，最后总要把它写成文章、写成书。任何一项学术研究工作都不能说课题研究结束以后就算结束，应该把出版这个环节纳入进来。如果我们的学术成果不能跟公众见面，也就是学术工作没有尽到义务和责任。

　　具体到历史研究如何走向大众，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解答：一是历史研究要“面向大众”；二是历史著作要力求“通俗化”。先说历史研究要“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应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开宗明义：“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再谈历史著作要力求“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 ，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然而他撰著历史还是在通俗化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也曾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些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 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前辈学者在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顾颉刚，他在历史学的通俗化方面所做的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们从成立以来，最早的所长和最有学问的专家，没有一个人没写过小册子，他们写过很通俗的东西，看起来就是给中学生这个程度的读者来读的。

　　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报记者杨雪梅根据其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全12册）》（李学勤、郭志坤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以及其在此套丛书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9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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