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是近段时间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易为人忽略的是，“奇葩证明”的受害者，除了被要求出具证明的个人之外，还有承担着出具证明的社区居委会。媒体报道，一些地区的社区居委会，在千奇百怪的“证明”要求下，早已不堪重负。（5月21日澎湃新闻网）

　　论者往往将“证明难题”归因于政府部门的懒政不作为，归因于权力任性以及权力过于集中。由此，解决这一问题自然也就在于治理懒政不作为、简政放权。这样的说法并不为错。的确，在“证明难题”中，我们直观地看到的，一是一些政府部门缺乏政治责任的不作为，二是权力不受节制的乱作为。这二者也构成了我们政府由来已久的两大弊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证明难题”乃是我们国家权力病灶的一个缩影。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那些要求出具“证明”的机关、部门的需求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有些“证明”，固然很“奇葩”，但也并非不重要。实际上，世易时移，有些“证明”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确实不可或缺。对此，我们固然可以批评政府部门没有责任感、懒政不作为；但是，如果要求那些端坐于深宅大院中的机关人员对其毫不了解的人或事承担起政治责任来，也是强人所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除了以“证明”的方式将政治责任转嫁出去，也别无他法。

　　而对于被转嫁责任的基层治理者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得不对大量不熟悉的人和事进行核实、认证工作，结果自然就是基层治理者的“不堪重负”。

　　由此而言，“证明难题”的产生，恐怕不能仅仅归因于一些政府部门的懒政不作为，以及权力的集中与任性，应该有着社会总体结构变迁的因素在里面。实际上，正是社会结构、人口流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深层变迁，才使“证明”成为一个难题。

　　这也不难理解。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下，人口流动性小，人的活动范围相对狭窄，信息相对透明，人具有较强的“确定性”，社会事务也相对单一，“证明”的需求不太大；同时，基层治理者对于辖下的民众有较大的掌控力与较深的熟悉度，即使有“证明”的需要，他们也有能力承担起这一政治责任。而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下，人的流动性加大，人的活动范围被极大地扩展，人的“确定性”逐渐减弱；而基层管理者对于辖下变动不居的民众的掌控力与熟悉度也都被大幅度削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由于人、事日益快速的变迁，“证明”的需求被强化；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治理者与人之间的日趋陌生化，致使可以承担起“证明”责任的主体的能力又减弱。在这一强一弱之间，“证明难题”就此显现。

　　所以，解决“证明难题”，恐怕不仅仅需要治理政府部门的懒政不作为、简政放权，更需要创新治理方式。实际上，“证明”本就是前现代社会治理方式的延续，甚至可以追溯至两汉时期的“荐举制”。“证明”预设国家及其代理者全面掌握民众信息、掌控民众行为，个人只是国家治理之网上的一颗棋子，一言一行皆离不开公权力的监视，国家有义务、也有权利以官方文件的方式证明个体的品德与行为。而在现代社会环境下，“证明”式的治理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但是因为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公权力的“证明”在事实上已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证明”式的治理方式隐含的国家对民众的强势管控，不符合现代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目的。

　　简言之，破除传统治理思路，创新治理方式，在深层次上转变治理结构，方能有效解决“证明难题”。

　　文/岳乾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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