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有网友发帖称，河南信阳市救助站一名13岁男孩疑因饥饿死亡成“干尸”。男孩父亲称，孩子已走失半年，上周看到救助站的死亡公告，到殡仪馆辨认尸体时，见到的是皮包骨头的“干尸”，且身上多处伤痕，疑为遭受虐待被饿死。对此，信阳市民政局表示，男孩系因病抢救无效死亡，市救助站在救助过程中没有过错和责任。信阳市公安局已就此事成立调查组和专案组。（4月29日《新京报》）

　　12年前，有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无端殴打致死，这引发了全国舆论的哗然，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建立。然而，12年后，在救助站里，却出现“干尸男孩”，从孙志刚到“干尸男孩”，是限权政府到责任政府再到法治政府的距离，说明我们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治国还是任重而道远。

　　孙志刚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和“恶法非法”的事件。公民在自己国土上流动，却被需要暂住证，否则就被视为一个流民要被集中收容起来进行劳动和遣送回原籍，即使是一个大学生也难以幸免。而孙志刚被收容后，在收容站工作人员纵容之下，居然还被殴打致死。这就表明，权力的滥用在某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明显，政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超越职权使用权力，滥用权力，张牙舞爪地侵犯公民的权益。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设一个限权政府，要废除那些政府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权力，要将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

　　孙志刚事件后，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各地设立了救助站。但是，救助站的建立并没有万事大吉。表面上讲，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对于流浪乞讨人员不能滥用权力随意关押和遣送，而代之以政府的责任，即政府有义务和有责任将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安置，寻找监护人和帮助回家。但是实际中，却很不容乐观，“干尸男孩”的真相如何，有待于公安机关查清。但近些年，各地救助站曝光出的被救助人员自杀和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如2011年哈尔滨人孙忠发在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内自然死亡，2013年，云南公民李芬在祁东县救助管理站自杀死亡，2014年，河南省信阳市救助站将一名17岁患病男子送至精神病，后“猝死”于精神病院。这些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发生，即使不能查明救助站的人员有滥用权力的行为，但至少是玩忽职守，有失职、渎职的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从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到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就是要建立限权政府同时建立责任政府，向法治政府大踏步迈进，但是，从孙志刚到“干尸男孩”，却表明某些地方政府，既没有建立限权政府，更没有建立责任政府。换句话说，虽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但是，哪怕就是不再滥用权力，但是有关救助站工作人员也不愿意积极履行义务和责任，从乱作为到不作为，不想为、不尽职。何况，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是否滥用了权力，超越职权行事，尚且不得而知。而一个责任政府不仅要求公职人员不能滥用权力，更应当积极作为。救助站工作人员就是没有滥用权力，也与建立责任政府背道而驰。

　　依法治国早就确立了我们的治国方略，也是十八大以来的主旋律，而依法治国重在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而一个法治政府是限权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和责任政府。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和限权政府的建设，而“干尸男孩”的事件，我们希望能以此推动流浪乞讨人员制度的完善，不要让救助站流于形式，并以此推动责任政府的建设。

　　文/杨涛

(来源:红网)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