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画笔 　　徐骏绘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这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概念的提升——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加入了“绿色化”，“四化”变“五化”。

　　什么是绿色化，绿色化要破解哪些难题，如何才能实现？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请他作出详细解读。

　　 　　　　　

　　绿色化不等于绿化，要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循环、绿色、低碳

　　记者：“四化”变“五化”，备受瞩目。什么是绿色化，绿色化的内涵是什么？

　　潘家华：从狭义的层面上讲，绿色化应该涵盖三个方面，即资源节约、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

　　资源节约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使自然资产得以保值增值。污染控制要求我们减少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在生产的源头、过程和终端三管齐下，实现零排放或近零排放。生态保护则要求我们保护湿地、湖泊、海洋、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绿色化的真正含义，是要在价值观念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认同天人合一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要循环、绿色、低碳；在体制机制上，将资源节约、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作为目标、标准和检测手段。

　　因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同步，需要将绿色化放在突出位置，将绿色化融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是否为新型，农业是否现代化，检测的重要标准就是要看是否做到了绿色化。例如，我们以前理解的农业现代化是机械化、化学化，但如果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破坏自然，不可持续，显然不是现代农业。

　　绿色化包括绿化，但绝不是等同于绿化。从严格意义讲，表观上的绿化，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不是绿色化，而且有悖绿色化。例如在华北地区种植高耗水的草坪，在只能种草的半干旱地区种树，有违生态规律，是一种伪绿色化。

　　绿色化对于其他“四化”的实现，有重要引领和检测价值

　　记者：绿色化将如何深远地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潘家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宜居、安全，要求天蓝、水清、地绿，要求食品安全，要求生态安全。现代工业化手段可以建设地下城市，也可以在极小的自然空间建设立体城市；城市化水平可以很高，物质财富积累可以很多，信息汇集传播可以很快，吃的东西可以热值很足。但这显然不是小康社会的全部，甚至不是小康社会所追求的。

　　原因很简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需要阳光，需要雨露，需要绿色，需要其它物种的陪伴，吃的东西不仅仅要有营养，还要安全、口感好。污水可以净化为饮用水，空气净化器可以去除室内的PM2.5，但我们需要的是天然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和养眼的绿色。这些不仅于人类，于其它物种也是不可或缺的。

　　显然，绿色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与现实意义。不仅如此，绿色化对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引领和检测价值。

　　实现绿色化面临主观意识、发展阶段及体制机制等挑战

　　记者：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绿色化，需要破解哪些难题？

　　潘家华：实现绿色化是一个过程，面临一系列挑战，有些是主观意识的，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则是体制机制方面的。

　　主观意识上的挑战，主要是认识问题。“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有水快流，竭泽而渔”“唯GDP论英雄”，在这样的认识下，显然不可能将绿色化纳入议事日程，成为自觉行动，甚至将绿色化当成包袱，当成障碍。只有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胜过金山银山，我们才可能将绿色化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融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客观存在的挑战，涉及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情况。资源节约，提升效率，需要技术创新，需要人力资本。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容易出现资源耗损多、污染排放高、服务业发育水平低的现象。而且，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水资源紧缺，耕地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整体较为脆弱。这样的客观状况，使得绿色化的进程必然艰巨而漫长。

　　从体制机制上看，我国已经有比较成体系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标准，有较好的基础。而且，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绿色化纳入“五化”协同的总体方案，有较为有利的体制机制环境。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实现绿色化，最大的挑战在于条块分割，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需要在严格执法和狠抓落实上下更大的功夫。

　　绿色化需要全社会参与，高碳消费、奢华浪费不可取

　　记者：实现绿色化，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潘家华：绿色化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首先是产业的绿色化。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在进行较大调整，环境标准更为严格，许多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在“梯度转移”的口号下，搬到中西部地区。这样必然造成污染转移。中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不能简单接受东部的产业转移，而应该是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整体转移，是转型升级的产业转移。只有这样，才能将绿色化融入工业化、城镇化。

　　第二，绿色化必须要尊重和顺应自然。工业化、城镇化要与环境容量相适应，农业现代化也需要与自然相和谐。过量抽取地下水可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使得农业生态系统难以维系，并非绿色农业。

　　第三，绿色化需要消费的绿色转型。如果社会选择高碳消费、奢华浪费，就不可能绿色。我们需要认识到绿色生活是高品质的、健康的。当然，考核机制也需要纳入绿色化指标，使政府、企业认知并执行绿色标准，将绿色化落到实处。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25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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