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和生活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自我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特色，让个体自我通过社会实践而与“类”的自我实现融合，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一种自我表现　　

　　在中国现当代诗坛，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是一座巍峨的高峰。他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强音，而不去咏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回延安》《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无不如此。

　　多年来关于贺敬之诗中的“自我”问题，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对于“诗人失落了自我和独立的精神”等说法，我难以苟同，恰恰相反，我认为，贺敬之的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不仅自我形象鲜明，而且还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特色，只不过这是一种让个体自我通过社会实践而与“类”的自我实现融合，即个别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一种自我表现。

　　黑格尔首次系统提出“类”的概念。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类”意识，并强调“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这是因为人类“自我意识”（“精神”）的奥秘在于它能把自我当作对象，也能把对象当作自我。简而言之，个体与对象的统一就是“类”。马克思将“精神”概念落实到人的社会实践上，形成了社会实践与自我表现的辩证统一，这对我们理解贺敬之诗中的自我与自我表现的独特性极有价值。

　　贺敬之毕生的诗歌事业是一个由个体自我通过革命斗争为主的社会实践，完成“类”的自我表现的过程。从他诗歌境界的总体格局来看，作为抒情主体的个体自我与社会实践体现出一种广延性、理想性、持续性与回环性的关系，并在这四层关系的有机构成中显出了“小我”与“大我”不断作双向交流中的“类”的自我表现。

　　贺敬之的诗来自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和缔造新中国的斗争生活，个体自我的忧乐与革命集体的命运始终紧密结合。在他最初的诗歌中，个体自我表现近乎本能地转向“类”的自我表现。《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写于诗人16岁，诗中，自己“来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步就是“踏着/——这一片漆黑的大地”，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时，“我”历尽艰险来到红旗牵引的“行列里”，“我的肩，/擦着同志们的肩，/同志们的肩，/擦着我的肩”——经历了这个由个体自我转化为“类”的自我的过程，我的心“热烈地燃烧”了。这一抒情思路在《放声歌唱》中有更开阔的展开，诗中说自己是“在我们亿万人/肩并肩、臂挽臂/前进的/行列里”终于“长大成人”的。“行列”是贺敬之诗歌创作的核心意象，也是个体自我通过无比广延的社会实践而融入“类”的自我的中介性意象，生存在“行列”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真正的主体间的关系，“人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的生活世界得以建立起来。人的感觉充满了属于人的“类”的特性，它可以传达，可以沟通，可以共享，具有“人同此心”的共通感和广延性，它并非源自黑格尔抽象的理性或者费尔巴哈的自然天成的“理性、爱、意志力”，而是人在后天通过与他人他事建立广泛性联系并在这样广延开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历史养成的。

　　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而理想总是从个体自我切身的渴求开始的。但当个体自我通过广延开去的社会实践而与时代现实、群体命运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体自我的切身感受也会扩展开来，纳入与时代、群体相应合的理想新质，从而有可能转为普遍的群体理想意绪。这种群体理想意绪既融合了或者包孕了属于诗人的个体自我意绪，同时又作为诗人个体意绪的对象，因而它是一种个体性与对象性的渗透或统一。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命本体性体验，诗人坚信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随时准备着把生命投入到为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事业中。

　　贺敬之初到延安时写了组诗《生活》，诗中，“在亚细亚的/灼伤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的诗人曾有过一个理想：超越“饥饿和死亡”，并还清从上辈人那里承续的“债务”，但在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登上“长列的火车”而“驶向新历史的门槛”后，他的理想则是要让祖国“没有光亮”的“明天”变为一个“光辉的驿站”，而“有一天/太阳打从我们共和国的草原/升起”。个体狭窄的理想意绪已转为“类”的宽阔的理想意绪了。

　　对于贺敬之来说，投身到以革命斗争为主的社会实践是他一生持续不断的追求。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中，他把奔走在大西北“弥天的大风沙里”的自己说成“是不倦的/大草原的野马；/是有耐心的/沙漠上的骆驼”，这是诗人自我积极投入社会实践的隐喻，也是一代分散的个体持续转化为大我——“类”的自我的写照。诗人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绝不停顿，以此来巩固、扩大“类”的自我意识，还通过具象的感性抒情，把个体自我通过不停顿的社会实践而转化为“类”的自我这一思路凸现出来，《雷锋之歌》是成功的一例。诗篇为一代持续追求自我转化者唱出了这样的歌：“我迷恋/我们革命事业的/艰苦长途上/一个征程/又一个征程！”“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条山脉啊，/万道长城！”这是诗人在不停顿的社会实践中促使自我持续向更高层次作“类”的自我转化。

　　贺敬之在几十年革命人生的路上始终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环境、个人条件的改变，诗人的社会实践也显出了新样态。但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感到自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在他看来，这不停顿的社会实践，其实质总是现在与过去、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承前启后、双向交流的关系。在《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中，诗人从群体意绪自我化表现开始：“我面对这道路，这土地，/……高声地：/这土地是我的！/这山也是我的！”到自我融入群体的自我群体化表现：“我的脚步是你们中间的一双脚步”，再到两类表现的融合：“前面的，你是什么？/都来到我的怀里吧……/我，……/我也要投到你们的怀里”，最后到更高一级的群体意绪自我化表现：“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我跟着前面的人，/后面的人跟着我”。“前面的人”代表着群体，“跟着前面的人”的“我”则作为群体化的自我为“后面的人”所跟着，“我”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人民大众（“我们”）的解放事业中去，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将反哺“我”，并使之朝着更高一级的、真正“类”的自我前进。整首诗两类自我表现交替回环，朝着主体性觉醒的方向前进。《西去列车的窗口》是两代人这种自我表现的回环。诗中，奔向大西北的“一群年轻人”是个体自我的象征，而带队的“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是“类”的自我的象征，“西去列车”则是不停顿的社会实践的象征：“一群青年人的肩紧紧靠着一个壮年人的肩，/看多少双手久久地拉着这双手”，“年轻人的心啊，怎么能够平静？/在这样的路上，在这样的时候！/是的，怎么能够平静啊，在老战士的心头，/——是这样的列车，是这样的窗口！”这是历史与现实、个体自我与“类”的自我在社会实践中、在灵魂中发生的承续回环的自我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贺敬之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和生活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诗中没有失落自我，恰恰相反是最全面、最鲜明地凸显着自我；在他的诗中不是怕作自我表现，恰恰是最敢于充分、生动地作自我表现。说他凸显了最全面的自我，是指他的诗中的自我是一个个体自我与“类”的自我的辩证的统一——“我”的我们与“我们”的我的复合体；说他作了最充分的自我表现，是指他的诗能以激情赞美社会实践，并在广泛展开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个体自我向“类”的自我作转化，更让二者在持续的双向交流中完成最高“类”的自我表现。

　　（作者为浙江树人大学副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24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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