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要想杜绝，不能靠人性的自我约束，而是要靠法制。公开各种权利运作的程序，使民众看清权利运行线路，这是杜绝收受红包的关键。

近日，昆明开展 “红包”专项整治行动，昆明28237名科级以上(含非领导职务以及相当于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签字承诺，不发送和接受“红包”，同时，全市125个单位及其下属2766个单位也作出承诺，不用公款收送“红包”。（山东卫视）

又是一个承诺拒收红包！之前曾经针对医生这个行业做过，要求医生和患者都签署不送收红包的协议，承诺，结果被很多医学专家拒签，他们觉的这种承诺是对自己和医生这个职业的侮辱，因为在他们心中，拒收红包，是天经地义，根本无需规定和承诺的。

对凭技术吃饭的医生尚且如此，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更要加磅，官员收红包就是腐败！杜绝收红包现象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基础要求，本应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准则，是本分，而本分是无需承诺的，就像任何人都无需承诺“不杀人放火”一样，这样的多此一举很难说不是廉政问题还在走形式。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不收红包，是为官者最起码的底线，或者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此单独承诺反倒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红包本应该可以收的，现在由于自己要求严格了才决定不收，这样一来，看似严抓，强调廉政，其实是降低了标准，接下来，会不会还要为不收红包的领导们颁奖呢？

红包是中国人际交往中的“特产”，人与人在交往中，互赠一些礼品，以示友情，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无可非议，这种人之常情完全可以与行贿受贿区别开来，对此，可以借鉴香港、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台湾地区2011年就通过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不仅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为收贿者，订有罚则；向公务员送红包的民众、厂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众向政府人员送红包是很常见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这样的行为便渐渐消失了。

红包要想杜绝，不能靠人性的自我约束，这是有限度的，而是要靠法制，帮助完善弥补人性的弱点、短处。首先要公开各种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民众看清权力运行线路，这是杜绝收受红包的关键。其二，红包一旦出现，应该有法规制约，违规就要惩处。之前落网的贪官中，包养、通奸者占很大比例，他们也都有婚姻在身，婚姻的承诺都没约束住什么，与婚姻约定相比，这样的红包“承诺”又能有多大作用？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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