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绩崧

　　上海文化界本周出了一件低调的盛事：由我国外语界泰斗、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卷征求意见稿面世。说“低调”，因为并无媒体大肆炒作，只是“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编者们即将看到洞口的光亮”；言“盛事”，则是在当前国力持续强大、对外交往密切的大背景下，该书之杀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身为英语教育与英汉互译的工作者，我深知，中国辞书此前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一本“趁手”的汉英词典，通行的作品不是收词太少，就是释义欠精。陆先生老骥伏枥，继两版《英汉大词典》声重鸡林，又以毕生汉、英双语的深厚功力，焚膏继晷，历经寒暑十五载，终成此卷满目琳琅，连篇珠玑，一举将汉英词典的编纂水平推到了称雄宇内的新境界，既旨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又希望年轻的国人借此增广对母语，特别是古语、方言的认知。

　　然而，我也注意到陆先生接受采访时透露的苦衷：“在筹备这部词典时，很难再找人和我一起干到底……现在的这份参编人员名单凡51子，但是来来去去，而且个个都是兼职。”难怪凡是了解这部工具书编纂历程的人，甚至包括陆先生所住小区的门卫，都对这位古稀老儒去春大病之后犹作“孤狼”酣斗的拼搏与近乎闭关殉道的奉献印象深刻，莫不动容。

　　编词典为什么吸引不了少壮派？毋庸讳言，经济回报低微是一大原因。操此业非英语纯熟者不可有佳作之望也，但英语纯熟者大可去做口笔译、教培训班，挣足快钱，享受人生，免受此皓首穷经之苦。另一大症结，自陆先生金口而出，闻之更令人心寒：“编纂词典不能作为科研成果。”这一项，大概把最后残存的几个理想主义者也泰半逼退了吧。

　　由此，我不免想到西方词典编纂大家、英国18世纪文坛巨擘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那著名的《英语词典》行世之时，以“文艺恩主”自居的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在报纸上不吝赞辞。博士闻之不悦，致书一封，明确告诉伯爵：当年我登门求见，希望在词典编纂事业上得到帮助，阁下不肯赐见；如今书成名立，阁下又来吹捧，我实在“受之不起”。后世看这封充满讽刺意味的短信，简直就是英国文人摆脱贵族保护人的“独立宣言”。

　　各位不妨一思，两百多年过去，这样的“伯爵”还有吗？我看，还有。只是，“伯爵”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种行事的套路：当词典编纂这样的文化基础工具正在辛苦建设时，亟需的经济、人事资源往往奇缺，求告无门。可一旦巨构横空出世，煽情故事立刻就在微博、微信上流传开来，赚了无数文艺青年的感慨与眼泪，更引来诸多接见、奖励。老一辈学者车洪才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黄建华领衔的《汉法大词典》似乎都是这种命运。那么，这本完全可以成为中西交流新法宝的《中华汉英大词典》命运又将如何呢？是不是其下卷也会等出一位“伯爵”呢？

　　但愿“伯爵”能尽快永远地回到历史的坟墓中去。在互联网时代，伟大词典的编纂应该像摩天高楼拔地而起，让所有人仰望兴叹，也欢迎任何人添砖加瓦。词典的规范保证了人际交流效率的稳定，从而助推世间各项事务的运转；成功的词典也必须深得人心，在无数次的查阅使用中体现不可替代的价值。一言以蔽之，词典是文明社会的说明书，与社会中人密不可分，绝不该沦为官僚主义供之高阁以博浮名的标本！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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