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两会上提交了“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建议。李大进认为，贪污受贿的5000元定罪起刑点坚决不能变。（3月15日《北京晨报》）

　　贪污受贿的5000元定罪起刑点的确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自1979年以来，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根据1997年通过的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对应的刑罚则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贪污受贿5000元的起点，被视为那些伸手过长者的高压线。在现实语境中，贪污受贿者的“最低消费”早就让该数额望其项背。河北“亿元贪官”马超群光是家中黄金就有37公斤，查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赃款时，就烧毁四台点钞机。可见，在绝大多数构成犯罪的贪官概念中，5000元被起刑早已在记忆深处模糊不清。

　　对于贪污罪法的更多争论阶段还在高数额领域。贪污受贿10万元的和贪污受贿100万元的，在判决时往往在刑期上没有什么差别。司法自由裁量权体现空间还需细化，量刑区间还需要进一步细分。而对于起征点5000元这一红线概念，有人在经济发展的语境下，也发出了是否要“水涨船高”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对此的看法是“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5000元的入罪标准，已经获得社会认同。”这种语境，类似于在控制术语里的阈值概念。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阈值是个临界点，一个校正动作的最小输入值，就能刺激引起应激组织反应。而就官员收入情况和社会公众心理相适应的一个标准来看，贪污受贿的5000元定罪起刑点就是一个较为清晰的容忍阈值。

　　百姓的容忍阈值不排除情感方面的因素，但却体现对于法治中国的进程关注。同时，将贪污受贿定性的起点用犯罪金额5000元明确化，可以把量刑定罪偏向于客观化。今年两高工作报告说，去年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同比上升42%。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4040人，同比上升40.7%，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589人。这里面的同比是相比于2013年的数字。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的苍蝇老虎们依然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程度。而贪污受贿的5000元定罪起刑点在此过程中，依然是具有高压线的惊醒作用。

　　文/谢伟锋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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