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建国

　　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案26日作出决定，对陆勇不起诉。（2月27日 新华网）

　　该案从开始之初，就引发了媒体以及公众的关注，围绕情与法的思辨，陆勇代购抗癌药的行为令人同情。如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是按照法律规定严格作出的，在法律与情理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但是，对陆勇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背后，留给我们的反思还有很多很多。

　　根据报道来看，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陆勇购买和帮助他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但该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不构成销售假药罪。的确，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构成中缺少了销售行为，意味着之前的罪名并不成立，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之前，由于陆勇为病友代购了大量的抗癌药，其行为被视为“销售行为”。但是，在公众以及病友的心中，却感觉陆勇“有点冤”。毕竟，其主观意愿并不是销售抗癌药用于谋利，而是为了挽救自己以及病友们的生命。效果同样的抗癌药，国内与印度的价格存在天壤之别，对于手头拮据的患者们来说，自然会倾向于购买廉价药品用于保命。对于生命的渴求，必然会让患者们抓住生存下去的稻草，假如法律成为他们活下去的障碍，自然会让每个人感觉法律过于冰冷。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不管是什么行为，都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从事个人行为。但是，当生命权受到威胁，而法律不仅不能起到保障作用，反而压垮患者们生的希望时，就会让人们难以接受。法律层面的规定，却与情感上的认知存在差距，在情理与法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必然是该案的最好结果。在严厉的法律规定面前，我们也应该想到“法律不外乎人情”的原则，站在情感的角度去审视法律。让法律能够契合公众的普遍感受和认知。

　　现实中，药品监管层面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其目的无非在于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享受到更安全、可靠的医疗环境。但是，假如药品监管层面的法律规定脱离了这个原则，本身就说明了法律存在完善和补强的必要。具体到该案中，一方面，公众无法承受昂贵的抗癌药“正品”，不得不通过某些不正当的途径去购买“山寨药”。另一方面，本是患者亟需的便宜仿制药，为何相关部门不能给其一个“名分”呢？

　　如此，在陆勇案件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反思如何解决患者们的处境，如何让他们摆脱安贵药费所带来的生存窘境。只有为他们的生存打开“绿色通道”，真正激活“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才能体现出制度规定中的更多善意。

(来源: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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