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以韵脚统一的“五言诗”格式作了一份长达6000字的报告，成为网络热点。有网友评价“文风新颖、难得一见”，也有专家表示，这种创作报告的精神值得鼓励，但五言诗体的报告并不值得提倡。（2月13日《新京报》）

　　对于官员用五言诗作报告，首先应分清在什么场合，作的是什么报告。如果是在作协的会议上，作的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那么，无论“五言”“七律”，都可看做业内的“行话”。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用五言诗的文体来吟诵，除非这位人大主任是只会写五言诗的老学究，否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假如这仅仅是选错了展示文采的场合，那问题还不算大。但要说到这是为了改掉老八股，力图创出一条路来，那就不知“新”在哪里了。从历史上看，明清用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起源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后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如此说来，以诗、赋、帖经取士比八股文还不如。而唐代以前的五言诗，还能是盖过八股文的“新文体”？

　　其实，文体无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风。被用来诟病不良文风的“八股文”，原本也是“替罪羊”。若把用五言诗作报告提到“改变文风”的高度，实际上还是没有认识到改变文风的要义，还是把思想的表达“格式化”了。如果吟诗还改变不了文风的话，接下来用唱歌作报告？

　　这并非是说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的6000字五言诗写的不好，而是同样6000字，如果没有了“五言”的束缚，不受韵脚的限制，是不是更有利于表达？笔者参加过一次戏剧创作，写唱词就是字数和押韵。受此限制，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让原意被字数打折扣，而为了押韵，也不得不在用词上作出妥协。那么，在公文和报告中，何必要故意去受此拘束呢？如果这位官员的写作水平真的达到了诗词歌赋的“小身材大容量”，何必还要洋洋6000字？

　　在白话文时代，除了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大会上作报告，通篇以诗词歌赋的形式来表达，很可能会词不达意，难免落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如此看来，想用五言诗来改掉“老八股”，暴露出的是对改变文风的认识还停留在狭义的文章格式上。而如果把改变文风当做仅仅是改变文体，那么，本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一经“五言”“七律”，可能会比八股文更假大空。

　　或许吹拉弹唱都可以的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还能吟上几句，但让那些说了“因为”忘记“所以”的人来写，恐怕没人能听懂了。就如我们县里早年的一位副乡长，因为书记是南下干部，一口北方话，副书记以为这才是正宗的“官腔”，于是就拼命去学，结果他作的报告就和外语相差无几了。那些文书们会后都要讨论三天，也凑不出一份会议记录。所以，有专家表示，这种创作报告的精神值得鼓励，但五言诗体的报告并不值得提倡。那么，不值得提倡的创作精神，还是留在自己的书房里比较合适。人大不是作协，改变文风并非“八股文”变五言诗。

　　文/知风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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